佛教的传入和开展大约在汉明帝时期（约在公元纪67年左右），释教传入我国被称为浮屠教。据文献记载，佛像或许于此一起传入。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知大臣们，许多大臣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是谁。有个博士说：“天竺有神名叫佛。陛下梦见的金人准是天竺的佛。”所说的天竺，也叫身毒(音yuándú)，是释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世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世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约出世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他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日子，落发修道。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释教。释迦牟尼到处宣传释教的道理。他布道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他“佛陀”。
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这便是佛经。傅毅的话，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他就派蔡愔(音yǐn)和秦景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蔡愔和秦景一行人一路奔走风尘，当他们走到大月氏国（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时，在这里偶遇了两位从天竺来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经过沟通，蔡愔和秦景认为两位高僧便是他们要找的人，遂决议约请他们来我国教授佛法。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身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其时担任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修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我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汉魏之际，释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猜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
在出土的释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著作。但是这时的释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很少。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释教寺院，听说可容三千余人，其间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我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我国释教艺术的飞跃开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来自印度的释教思想在我国迅速开展，与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沟通。这种沟通不仅对我国思想史的开展有重大意义，并且对我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开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承继了我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释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法方面，取得了划年代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著作中呈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日子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显着年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释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开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呈现，标志着我国释教艺术开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戴逵的创作态度认真，听说有一次他为了制造一尊佛像，曾潜藏在帐中，倾听众人的褒贬议论，然后加以详细研究，积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这一时期呈现的各种佛像，包含塑像和画像，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传来的佛像图样，而是融合了我国的民族风格，开端走上了独立的开展道路。惋惜的是这一时期释教寺院的各种塑像以及画像，现在大多都已荡然无存，咱们只能从传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铜佛像以及其时开凿的一些石窟寺中，来了解和研究其时释教造像的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