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太虚人生佛教思想提出的思想背景、思想特质以及对佛教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意义进行分析。
认为今天我们所践行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现代展现，同时，这一思想仍然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尤其要突显伦理化、心理化的特色。
太虚（1889--1947）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佛教思想从根本上实现了佛教由重死到重生的人本主义转换，不仅对于推动佛教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佛教的未来走向亦具有重要启示。
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在西学挑激和儒学衰微的思想情势下。与整个世界宗教普世化运动相适应，契理契机地对堕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的明清佛教所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产物。
首先，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与儒学的僵化和西学的挑战有着外在的关联。原始儒学在魏晋以后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独尊地位，而外来的佛教则得以乘间而立，在中土生根发芽，以至到盛唐时期开花结果。
然唐宋时期，理学家们吸纳佛教和道教的心性学说资源，使儒学的哲理思辩水平和吸引力得到提高，思想与政治的联姻更使其一时独霸思想正统的地位。
但迨至民末清初，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洋文明，包括基督教的再次登陆，使本已异化、且过份依赖政治护佑的儒家名教纲常思想显得更为脆弱，以至人们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
由于天朝大国的心态伴随着对西方强权的痛恨，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拒，因此，仍然希望从传统思想武库中寻找精神武器。但是，业已僵化腐朽的儒学和出世而不中世用的道家，显然都已无力对以理性思辩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作出积极回应。
于是各种社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佛教，佛学被历史地推上了近代复兴与转型的轨道。太虚应时而起，在教理、教制、教产革命中，大力张扬人生佛教的思想，使近代佛教涤除旧染，湛发新光。
其次，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是佛教自身调适机制的内在体现。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所谓契理，就是契合佛陀所觉知的究竟圆满的宇宙真相；契机，就是适应不同的方域时代和民族文化。
契理是体，契机是用。契理契机一直是佛法弘扬的两大基本原则，也是佛教不断获得发展的一大法宝。佛教初入中土之时曾受到正统儒家的猛烈而致命的攻击。儒者指摘其不讲孝道，厌生弃世，败坏国纲，有违伦常。佛教为了求得发展，将孝道引入佛教，并适时对沙门不敬王者的教规进行了理论调整。
太虚的时代，佛教在存在形式和生存资格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 佛主出世的脱尘离俗、遁世潜修的倾向在教界依然是主流，世俗民间更将佛教视为遁世避祸之途。导致视佛教为消极厌生弃世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庙产兴学与毁庙逐僧的运动，使佛法的慧命有如千钧系于一发。
因此，太虚的人生佛教一方面是对向来死鬼的佛教而讲人生的佛教也，即针对传统佛教以度死鬼（或者说超度亡灵）为能事的流弊提出来的，变消极的了生死成积极的为人生；另一方面，太虚是自觉顺应当时以康、梁等为代表佛世共融的趋势，试图通过以佛救世，抉发佛教的积极社会功能，从而使佛教得到发展的新机。
这种调适所体现的入世色彩，又一次表现出佛教积极应变的主动性，证明了佛教具有与时趋新的自我调控能力。
复次，太虚人生佛教思想的提出，与基督教在中土的强劲发展相关。近世基督教凭借教理的通俗性，利益的现实性，基本实现了神圣性向世俗性的转型，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气势汹汹，而且获得了泛滥性发展，使本来就气息恹恹的传统佛教显得更是了无生机。
当时佛学界出现的佛法非宗教之说，佛教处于所谓末法时期之说，都有因应基督宗教发展之义。太虚清醒地认识到，佛教在当时已蜕变为迷信与避世的情势下，如欲与其相抗衡，则唯有借镜于基督教而改进佛教的必要，走人间化的道路，解决世出世间的问题。
与基督教、天主教积极推进基督宗教本色化和中国化运动相一致，太虚致力于佛教普世化的运动，所倡导的人生佛教，发挥大乘佛教的精神，主张佛教应以现代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础，为现实人生服务，并以此洗除一切近代的天教鬼教。
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是20世纪世界宗教普世化运动的主要方式，也是太虚人生佛教实现普世化的重要途径。
太虚面临儒学衰微、外教侵凌的思想情势，以依心不依古，依义不依语的革新精神契理契机地回应挑战，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人生佛教思想，重新焕发出佛教契应时代、作用社会人生的精神力量，推动了20世纪中国佛教的现代新发展，不愧为佛学时代（梁启超语）担负如来家业的法门龙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