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史》
圣严法师
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一)日本及其人民日本的地理环境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日本的民族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中国去的日本人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日本人的宗教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日本的历史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时代的分期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崇佛与排佛的争持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苏我马子与佛教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的禅藏及惠善两尼。此为日本之有出家众之始。但此所说的司马达等，恐系另一人，而非六十二年之前，由南梁去的那位司马达，因为善信出家时，仅十一岁。但此三尼，均为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不是日本人。苏我马子所供佛像为另由百济输入的弥勒像等两尊，他于自邸之东筑佛殿，屈请三尼，大会设斋。司马达等于斋食之上感得佛舍利。献与马子。马子益信，遂将石川地方的自宅，献作精舍。敏达天皇十四年二月，建塔于大野丘之北，再度大会设斋，并将前得之佛舍利，藏于塔顶柱头。然而，此时又有疫病流行，物部守屋及中臣镰子之子中臣胜海，趁机上奏天皇：何故不用臣言，疫病流行，国民将绝，恐及天皇陆下，岂非于苏我与行佛法之所由耶？天皇因之下诏，断绝佛法。守屋即行焚烧寺塔，抛弃佛像，并迫马予引渡善信等三尼，剥夺三尼法衣，禁锢于海石榴之街市，且遭鞭打之刑。至十四年六月，马子再度奏准，请还三尼，造新精舍，奉事供养。到用明天皇即位，佛法开始兴隆，因为天皇之母，即是马子之妹，用明天皇二年(西纪五八七)卧病之时，召群臣议，欲舍身三宝。物部守屋、中臣胜海以为不可背国神而敬蕃神。苏我马子则引丰国法师入禁中，守屋愈为不快，即同到他河内国阿都地方的别墅去，显示出形势紧张，非同平常了。用明在位仅两年即崩，当其将崩，有善信尼之兄(或弟)鞍部多须奈，奉皇命刻佛像建寺而行出家，号为德斋法师。多须奈出家之前的儿子鞍部止利，是个精巧的雕刻匠，被称为鸟佛师，法隆寺金堂的本尊像以及其他好多佛像，均出于此人之手。用明崩后，为了皇位继承，两派终于引起了战争，结果苏我氏胜利。马子受用明之皇妹炊屋姬之命，讨灭了为守屋及其支持而谋夺皇位的穴部惠皇子。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厩户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圣德太子，亦参与了马子讨伐守屋的战事，此到下面再说。马子胜利，拥钦明天皇与苏我氏女所生的第十二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然而，苏我氏得势之后，虽然信佛，但以外戚而专权，崇峻即位，不过五年，即被马子所弑，而由敏达天皇之后，即是用明天皇之妹炊屋姬，继登大宝，称为推古天皇。推古以前的日本佛教崇佛与排佛两派的相抗，相当于中国隋代初期。崇佛派虽屡受挫折，但至敏达天皇时代，佛经佛像、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及建寺的工匠等，已相继由百济源源输入日本。及至用明皇朝，物部氏灭亡，崇佛派的苏我氏独盛。讨灭物部守屋之战，实在非常吃力，由于马子及厩户皇子均系佛教徒，在进军之际，厩户皇子头戴四天王像，并与马子同作祈祷，愿天佛相助，因之士气大振。战败守屋之后，皇子建四天王寺于难波(大阪)的玉造地方，并以守屋之奴的半数及其旧宅，作为寺领产业。马子也造法兴寺于飞鸟地方。到了崇峻天皇元年，百济遣来僧惠实等六人，以及寺工、炉盘工、画工等数人。马子也亲向百济僧问佛法。崇峻天皇亦于五年建造大法兴寺。可见，在推古以前的士多年间，佛法已很受到重视，及推古女皇即位，她本人自幼夙信佛教，被她立为太子，也就是她的侄儿厩户皇子，又是虔诚的佛子。故自推古开始，日本佛教遂达兴隆状态。(三)圣德太子与佛教之兴隆厩户皇子未成为太子之前，厩户的全名是厩户丰聪耳皇子，简称厩户皇子，是用明天皇的长子。生于敏达天皇三年(西纪五七四)，那正是中国的北周武帝下令灭佛的一年。他的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当他的姑母推古天皇即位，便立为太子，摄理皇政。厩户幼时，尊信佛法，聪敏睿智。十四岁时，便奉姑母之命，与苏我马子共同讨伐排佛派的物部守屋。被立为太子之时。尚不过二十岁，嗣后拟政三十年之间，对于佛法之兴隆、国政之创革，均为日本史上的开山鼻祖。日人敬之若圣若神的程度，大致则有类于中国儒家之推崇为成王摄政的周公相似。可惜其寿不永，薨时仅得四十九岁。圣德太子圣德之名，乃是后人追仰其丰功伟绩而给的尊称。当时的太子也有好多尊称，例如圣王、法王、法大王、法主，或者单称为王。又因他的所居而被称为上宫太子。外戚苏我马子，虽然专横一时，太子妃，也是苏我氏之女，但到太子摄政，深知氏族社会的弊害，同时他对中国的文物制度，非常钦慕，所以着意经营，仿效改革。但因他与苏我氏的关系太深，唯有弘扬佛法，才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而又不致伤了苏我氏的和气。故于推古二年(西纪五九四，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二月，给大臣马子颁下兴隆三宝之诏。到了推古十一年十二月，制定紫、青、赤、黄、白、黑等六种冠位，纠正向来氏族的世袭制度，以臣、连、国造、伴造等的贵贱阶级，如今所制的冠位，则属于因有功勋的个人，而分等级，因此一扫氏族国家时代世袭门阀政治的弊端，开启登用人材之门，以确立朝廷政治的权威。推古十二年四月，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宪法共十七条，以佛教的思想为精神的指导，用儒家的义理为政治的设施，采法家的原则为推行的方法。以期推行佛法，实施仁政，阐明君臣之义，宣示天皇神圣，暗斥当时豪族的跋扈欺君与祸国殃民。现在将其十七条宪法中的佛教思想介绍于下：宪法中的佛教思想宪法第二条条文：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皈依三宝之功，能够直曲杜枉；人虽或者向恶，若能教化得法，无不从善如流。教化之法寄于信仰的最高指导，唯有对于三宝的信仰，才是人间最高的指归；不但是普天下的各国应以此为极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若舍三宝，即无脱苦之门。大意如此，可见圣德太子对于三宝崇信之深切，可谓无以复加了。宪法第十条的条文：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公贤愚，如镮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这一条的内容及形式，都有点像四十二章经的格调，乃是运用佛法以训勉人民从自家心地上做工夫的。其中的用词遣句，也都在尽力采用佛典语汇，例如绝忿弃瞋、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共是凡夫等，均甚明显。圣德太子之崇信佛教，并以归敬三宝，实践佛法而教国民，那是他的最高明处。他知道惟有以佛教信仰的启发与自觉，人间始能达成真实和平的目的，以之对付氏族之弊，不过是其一端而已。据余又荪的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的意见说：太子提倡佛教，其所收之效果。大约言之，为(一)以佛教之教义而养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导动乱之人心趋于正途。(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之发达。(三)当时日本停滞于氏族社会阶段，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现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统一以促成国家统一。佛教中心的飞鸟文化推古天皇都于奈良县的飞鸟地方，文化史上称为飞鸟时代。此一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此一时代的中心文化是佛教文化。圣德太子虽对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各种学问：佛、儒、道、法与经籍史籍，无所不通，但他专注于佛教文化的推展，却是事实。所以，当时的日本，是以佛教文化而放出灿烂的飞鸟文化。飞鸟时代的佛教事业非常之多，现举其重要者介绍如下：一、创建寺院：圣德太子建有在大和地方的法隆学问寺、中宫尼寺、橘尼寺、池后尼寺、葛城尼寺，以及摄津的四天王寺、山城的蜂岳寺(亦名广隆寺)，此七寺最有名。尚有苏我马子所建的法兴寺等好几个寺。到推古晚年时，计有寺院四十六所，僧侣二千三百八十五人。在这些寺院之中。以今之大阪的四天王寺及奈良县的法隆学问寺最有名。四天王寺的兴建缘起已如前述。法隆寺的用意在于兴隆佛法。为建此寺，除了日本工匠之外，特向百济招来寺工、瓦工、雕刻工、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僧官及僧尼令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初期佛教的思想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一)古京六宗何谓古京六宗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称而立。奈良时代定都于平城京，后人称为古京。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共有六家，所以称为古京六宗。所谓六宗，即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实，成实及俱舍两个小乘宗，是附属于三论及法相两个大乘宗而输入，后来也无何发展，故被称为寓宗。以此六宗而对后起于新京的天台及真言两宗，显出全部日本佛教的源头，除了禅宗之外，取自中国佛教的财富，均尽于此了。现将日人桥川正所着概说日本佛教史第四章，所列古京六宗的一表，抄下参考：俱舍宗──有宗──┐ ├─寓 宗──┐成实宗──空宗──┘├─小 乘──┐律 宗────────独立宗──┘│法相宗──有宗──┐ ├显 教 ├─ 三乘教 ─┐ │三论宗──空宗──┘ (权大乘) ├─大 乘─┘华严宗──缘起论宗── 一乘教 ─┘ (实大乘)此表所标大小权实的立论，是根据凝然大德八宗纲要的观点。凝然是华严宗的人，所以这是贤首教的判教法。一、三论宗：日本的三论宗，最初是由高句丽沙门惠观，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传入。此人曾来中国，亲近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宗。后奉高句丽王之命，派到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于大化二年(西纪六四六)，奉敕在宫中讲三论。并创建井上寺于后河内。门下俊才颇多，著名者有福亮、慧轮、慧师、智藏、僧旻等人。实则于推古十年去日本的百济沙门观勒，也是三论法匠，但他未事弘通，所以日本以惠观为三论宗初祖。惠观门下的福亮，祖籍中国江南，是归化了日本的出家人。他学三论，兼通法相，又到中国研究三论奥义。返日之后，住元兴寺，任僧正。大化元年被选为僧官的十师之一。此后，智藏与道慈，也入唐学三论。智藏本是福亮的俗家儿子，于天智天皇时代(西纪六六二──六七一)入唐，依吉藏大师学。持统天皇之世(西纪六八七──六九六)返日，住法隆寺，宣讲三论，为三论宗的第二传。道慈是智藏的弟子，于大宝元年(西纪七○一，则天武后大足元年)入唐，通学六宗，但以三论的根柢而师事吉藏之法孙元康。养老二年(西纪七一八，唐玄宗开元六年)返日住大安寺，为三论宗第三传。此人风格清高，长屋王(高市皇子的长子)招赴诗宴，他固辞不往，并谓：僧既方外之身，何烦入宫赴宴。他颇不满当时僧风，着有愚志一卷，惜已不传。智藏门下尚有智光及礼光二人，颇崇西方净土，同住元兴寺。智光的著述很多，除了现存的净名玄论略述四卷及般若心经述义一卷之外，尚有已失传的大般若经疏二十卷、法华文述记五卷、净土论释五卷、盂兰盆经疏、中观疏记等。所以这是一位奈良时代有数的三论学者。道慈之后，尚有善议、安澄、勒操等次第相传。智光之后，则有灵睿及药宝、愿晓等，灯灯互传。前者称为大安寺流，后者称为元兴寺流。从大体上说，奈良时代以前，是以三论宗为佛教义学的主流。进入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叶，三论宗已非常衰微了。二、法相宗：法相宗的传日，是由入唐留学于玄奘门下的道昭之功。当时玄奘自印度及西域诸国游历归来，德望重于一时，门第三千，七十贤士，上足四人。玄奘所传唯识法相，乃当时最新的佛教思想。道昭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西纪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入唐之际，正逢其盛。但是，道昭非仅一介义学沙门而已，他约于齐明天皇七年(西纪六六一)归日之后，建禅院于元兴寺之东南而住，收藏了许多经论。同时尽力于社会公益专业，周游全境，于路傍穿井，于河口设船及造桥。文武天皇四年(西纪六七六)三月，世寿七十二岁示寂，是为法相宗初传。法相宗的二传是智通及智达，于齐明天皇四年(西纪六五八)奉敕入唐，与道昭同学于玄奘门下，又学于窥基座下。智通返日后，于大和国创观音寺，盛弘法相。智通入唐后的四十五年，又有智凤、智鸾、智雄，于大宝三年(西纪七○四)奉敕入唐，师事中国相宗的三祖朴杨智周，合此三人为法相宗的第三传。智凤门下出有一位智德兼备的大弟子义渊，他创有龙盖、龙门、龙福、龙泉、龙象等五寺。大宝三年任僧正，被尊为一代耆宿。圣武天皇因尊其学德，乃赐姓冈连，而改其原有俗姓的市往氏，并以其兄弟承传此姓。义渊门下龙象争荣，其中以玄昉、行基、良敏、宣教、行达、隆尊、良辨等最为有名。世称为渊门七上足。若以三论宗的道慈列入，则为八上足，因为道慈亦尝学法相于义渊座下。玄昉于养老元年(西纪七一七，唐玄宗开元五年)入唐，也是学法相于智周之门。唐玄宗深爱其才，准三品位，赐紫袈裟。于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归日，携回经论五千余卷，藏于兴福寺。是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以上相宗共分四次传日，一二两次，称为南寺传，即是元兴寺传，亦称为飞鸟传；三四两次，称为北寺传，即是兴福寺传，又称为卸笠传。考察其源头。南寺传是受学于玄奘，北寺传则汲流自智周，故其思想有所出入。但在南北两寺之间，另有一派的相宗传承，即是药师寺、东大寺、西大寺。奈良时代的相宗著名学者有很多。行基门下出有法海、行信、胜虞。胜虞门下出有源仁、慈宝、泰演、守印、护命等人。玄昉门下出有慈训、善珠、行贺、常腾等人。除此两人之门，义渊之下的另外高弟所传者，亦出有神睿、玄宾、贤憬、修圆、德一等人。可见奈良时代的相宗学者，几已为北寺派所包办了。尚有可述者，以上各人之中，以护命及善珠二人的著作最多。神睿则与三论宗的道慈，并称为教界的二大人物。护命及德一两人，又是与天台宗最澄论战的两大论敌。总之，法相宗在奈良时代，人才辈出，形成了当时佛教思想的最大主流。三、四、成实宗及俱舍宗：成实宗是依成实论而得名，它在日本未尝独立成派，而是附属于三论宗下的。天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七三六八五)，百济沙门道藏，造有成实论疏十六卷。凝然之时(西纪一二三九一三二一)，尚见到此书，但在日本史上，专门学成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往往是由三论学者附带研究的。俱舍宗何时输日，不得确知，大概是随同着法相宗的道昭返日而附带去的了。但是俱舍要比成实的情况较好，例如护命及明诠，都是俱舍学者，尤其护命，他承新罗的智平之说，主张有为法体不生灭之义，而与其他各人所主张的有为法体生灭之说相异。俱舍虽为法相的寓宗，但它却被视为佛教的基础学问，故学习的人亦较多。古来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根本道场。五、华严宗：华严宗初传日本，是在圣武天皇天平八年(西纪七三六，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唐僧道璇首先带去了华严章疏，但他并未弘扬。当时有良辨，曾受道璇之教，至天平十二年十月，良辨始请了一位来自新罗的审祥法师，开讲晋译的六十华严。他曾入唐亲从法藏大师受学，故系根据法藏所着的探玄记，连续讲了三年，并集京师大德十六人为其听众。因此，日本即以审祥为华严初祖，良辨为二祖。良辨门下出有实忠、安宽、镜忍等，而以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圣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敕诸寺讲说经论之际，因以华严经为本，并敕东大寺为华严本寺而称为华严寺。圣武天皇极重华严，乃以华严思想而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故而华严宗在当时，已占有帝王宗教之地位。六、律宗：一般均以唐僧鉴真赴日，为日本律宗之始，实则前述之善信尼，尝赴百济受戒；推古天皇之世，亦有百济律师抵日。天武天皇时代，更有沙门道光，奉敕入唐学习律藏，返日后奉敕作有四分律抄撰录文一卷。天平八年，道璇至日，亦携有律宗章疏，并在其驻锡的大安寺，讲行事钞，这是戒律思想的显著流布。道璇门下的善俊，也是明律之名匠。不过，到此为止，虽有戒律之讲学，却尚未能设置戒坛，未能如法如律以三师七证正式受戒。结界、登坛、受具的传戒大法，则有待于鉴真律师的努力。鉴真律师鉴真律师是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受感动而求父亲许他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至长安。次年，受具足戒于西京的实际寺。嗣后即巡游南京，究学三藏。回到扬州，开始弘律，声动江淮之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道岸的传人义威律师入寂后，他即以四十六岁的盛年，被许为天下授戒大师。据其弟子思托的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当时的鉴真，已前后讲大律及疏四十遍，律抄七十遍，轻重仪十遍，羯磨疏十遍。而在讲律传戒期间，兴建寺院僧舍，供僧十万众，造像不知其数。到了五十五岁那年，发起赴日之愿。系由于当时随使来华的两位日僧荣睿及普遍，恳请他东游兴化。他问众中何人愿去？众人默然。唯有他的高弟子祥彦，竟持反对意见，认为大海难渡，去者百无一至，性命难存。于是，鉴真拍案而称：是为法事。何惜生命，诸人不去，唯我即去。祥彦听了也说：大和尚若去，彦亦随去。因此，纷纷表示相同意愿者，共二十一人。可是，要去日本，真不容易，先后六次，历十一年，五次失败，第六次才如愿以偿。前五次不是被官方发觉，阻留不放，便是在海中遇风，船破折回。其中最艰难的是天宝七年的第五次，乘船漂至海南岛的南端，他再由广西、广东一路传戒向北。可是，由于旅途劳顿以及水土不服，为他而滞留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病死在梧州；常随弟子祥彦，也病死在吉州的船上；他自己在韶州，因瘴患眼，而被一个外国庸医，误治成双目失明。在他整个赴日的行程之中，总计有三十六个比丘先后死亡，道俗二百多人中途退出，唯有另一日僧普遍及鉴真的弟子思托，自始至终，追随着他而同到日本。唐文宗天宝十二年，第六次出发，仍系随着日本遣唐使返航日本而偷渡出境，经过三十四天海程，终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日本的鹿儿岛南端。这次随同鉴真赴日的，尚有他的亲信弟子二十三人，中有智首等三位女尼及三位胡僧。他也带去了大批的法物，其中有佛肉舍利三千粒，佛像一批，金字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经一部，大集经一部，南本涅槃经四十卷，四分律六十卷，法励的四分疏五本各十卷，光统的四分疏百廿纸，镜中记二本，智首的菩萨戒五卷，灵溪释子的菩萨戒疏二卷，定宾的饰宗义记九卷及补饰宗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高律师的义记二本十卷，南山的含注戒本一卷及疏，行事钞五本，羯磨疏等二本，怀素的戒本疏四卷，大觉的批记十四卷，音训二本，比丘尼传二本四卷，玄奘的真本西域记一本十二卷，南山的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次第禅门十一卷，天台的止观、玄义、文句各十卷，四教仪十二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明了论一卷，以及王右军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的真迹行书三帖等。开坛传戒鉴真律师到日本时，已六十六岁了，但他在日本所受的殊荣，也是空前的。可以说他是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的欢迎和崇仰。他在至日后的第二年二月一日到了难波(今之大阪)港，唐僧崇道等先已在恭迎。第三天，大纳言正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吕，遣使奉迎，亲来拜谒的日本高僧有三十多位。二月四日入京都，圣武天皇派正四位上安宿王，亲到罗城门外慰迎，安置于东大寺。二月五日，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纳言以下高官百余人，亲来礼拜问讯。并由天皇派遣刚由中国归国不久的遣唐使吉备真备为朝臣敕使，传达天皇口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未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意，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尚。过了几天，圣武天皇又封鉴真为传灯大法师。圣武天皇于唐天宝八年让位，成为上皇，自称沙弥胜满。于天宝十三年(西纪七五四)，日本孝谦女皇天平胜宝六年四月，在东大寺大佛殿而建立日本的第一座戒坛，登坛受戒的第一个人，即是圣武上皇，接着皇后、皇太子等求受菩萨戒者四百四十余人，舍旧所受戒而再禀具的亦八十余人。此后即于大佛殿之西，设戒坛院，重叠三层，以表菩萨的三聚净戒。考察鉴真所传的戒律思想，他是站在四分律分通大乘的立场，兼南弘山及相部二宗的。自此，日本除东大寺外，尚于西国观音寺(太宰府)及东国药师寺(下野)，各设戒坛一座，合称为天下三戒坛，举行传戒。唯其东大寺准中国(佛法盛行地)方式，以十师传授，观音寺则准边地(佛法微弱区)授戒法，以五人僧传授。鉴真律师在日本弘律十年之后，即于天平宝字七年 (西纪七六三)五月，以七十七岁高龄示寂。初五年住东大寺，后五年住于他自建唐招提寺。他也精通医药，故对日本医药知识的贡献亦至大。鉴真赴日之际，正是华严宗在奈良盛大之世，华严开启理想之境域，戒律指导生活之规范，相得益彰。(二)东大寺与国分寺圣武天皇与东大寺圣武天皇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热心于佛教事业之推展，并以佛教思想来建设他的国政。当他即位之时，度僧三千，并请六百僧人于宫中转读大般若经。基于佛教慈悲精神而行大赦、禁屠宰、免税、施药、施米，以利人民及于含生。东大寺之建造，先后费时达十年，自天平十五年，敕诸国募化，为大殿奠基，至天平胜宝四年，始行落成。圣武上皇亲率孝谦天皇及文武百官，莅寺为大佛开光。请自天竺来的婆罗门僧正菩提迁那为导师，道璇为咒愿师。此次法会之盛大，佛法东渡以来，前所未有。东大寺的伟大处，是在建筑工程之庄丽。大佛殿的规模，重叠四层，四面各十一间(两柱之间的间隔)，建坪一千三百五十坪，高十五丈六尺。南中门外，尚有两座高三十二丈的七层塔婆，东西对峙。再看殿内的佛像，本尊毗卢遮那铜像，曾经八度改铸始完成，像高五丈三尺五寸，镕铜七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一斤，炼金一万四百三十六两。胁侍为各高三丈的二臂如意轮观音坐像及二臂虚空藏菩萨坐像，分列本尊的东西两侧。此寺被称为四圣建立，那就是由于圣武天皇的心愿，行基菩萨的劝化，良辨为之开基，菩提迁那为其导师。东大寺与国分寺考察圣武天皇创建东大寺的用心，实为受华严思想的启示，以此作为其理想政治的象徵。他以东大寺为日本帝国的中心道场，令诸封国各建国分寺，为此中心的附属。华严教系的梵网经中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华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一华百亿国，一国一释迦。卢舍那佛即是毗卢遮那佛的同名异译，他是本尊，释迦是本尊的化身，化身属于本尊。因此，圣武天皇以东大寺象徵国都，以东大寺的本尊象徵天皇；以国分寺象徵诸国，以国分寺的释迦象徵各国的国司；以百亿释迦象徵各国的人民。因此，可用一表对照说明：┌理想卢舍那佛千华大释迦百亿小释迦└现实天皇诸国的国司人民国分寺的建立讲到国分寺的出现，先要介绍金光明经。自从天武、持统、文武天皇等历朝以来，盛讲之金光明经，为西凉昙无谶的四卷译本，至圣武天皇时则用唐义净的十卷译本，叫做金光明最胜王经。圣武天皇神龟五年(西纪七二八)，书写金字最胜王经六十四部，每国颁一部，并令转诵，祈祷国家之平安。这是开创国分寺的预备工作之第一步。天平九年，全国天花流行，为求禳灾，为求福国利民，令各国各造释迦丈六像一尊，并写大般若经一部，这是第二步。天平十国，令各国各造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僧寺)及法华灭罪寺(尼寺)一座，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及法华经一部，分置僧尼二寺。并令各造七重塔一座，安置天皇所颁的金字最胜王经。至天平十三年，便诏以僧尼二寺而建立国分寺。僧寺住二十人，封户五十户，施水田十町；尼寺住十人，施水田十町。僧尼每月八日必须诵最胜王经，每半月行诵戒羯磨，每月六斋日，禁止国人渔猎屠宰。于是，完成了佛化政治的理想。思想源流东大寺及国分寺的模式，乃是来自中国。推古之后，日本渴慕逆移殖学习中国文化制度，不遗余力，佛法则是其最大的一环。隋唐时代的中国，佛教发展，如日中天，寺院之建筑，亦极辉煌。现在列举数端如下：一、隋文帝仁寿元年(西纪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以分置舍利。(广弘明集)二、则天武后天授元年(西纪六九○)，武后诏于东西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唐会要、资治通鉴)此乃根据大云经的经名为寺名。圣武天皇则亦以光明经护国及法华经灭罪为寺号。三、唐中宗神龙元年(西纪七○五)，于诸州置佛道二教寺观各一，佛教为中兴寺，道教为中与观。同三年，改中兴之名为龙兴。(旧唐书中宗本纪)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西纪七三三)，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号龙兴寺及开元寺，并将武后时的大云寺改为开元寺。(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可见，圣武天皇的国分寺，渊源于隋唐，而非别出心裁。再说大佛像的铸造，也是学自中国的风尚。例如唐高宗自咸亨三年(西纪六七二)开始，历时三年多，在东都洛阳之龙门，造立了一尊卢舍那佛石像，身高八十五尺，胁侍二菩萨像，亦高七十尺。此后，又有则天武后，于久视元年(西纪七○○)发愿在洛阳北邙山的白司坂，造大铜佛。中宗神龙之初，加以修缮，而告竣工。(三)奈良佛教的文化及其利弊慈善事业奈良佛教的可贵处很多，慈善则是其一。于元正天皇养老七年(西纪七二三)，在兴福寺内设施药及悲田二院。这要追溯到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他曾于四天王寺设置敬田、悲田、疗病、施药等四院。敬田是寺院的三宝部份，即是人民归敬三宝的道场；悲田是贫穷孤独者的救济所，为养老院及孤儿院的性质；疗病及施药，是公共卫生设施。圣德太子除令人民笃敬三宝之外，并设悲田、疗病、施药之三院，乃国家之大基，教法之最要。由此发展而有了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天平二年(西纪七三○)四月，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将她宫职的经费，节省下来，设置施药院，又置悲田院以济贫病之辈。被皇后亲身洗涤疗养的癞病患者，亦达千人之众。这种慈爱精神，史家传为美谈。她的女儿孝谦天皇，也继母后遗志，于天平宝字元年，为了救济贫病之徒，以垦田一百町，永远拨给兴福寺的施药院。同时，自飞鸟时代以来，佛教沙门，多精医术。例如：法莲以医道济民而于养老五年接受褒奖；鉴真律师亦精医药，虽已双目失明，仍以鼻嗅辨别药种，而为日本汉医仰为其祖。圣武天皇临崩之际，受诏入内寝的看病禅师，达一百二十六人。佛教重视医药，乃基于当时盛行的梵网经中所说：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而来。一般的公益事业从事公益事业者，有三位代表人物。一是法相宗的道昭，他巡锡全国，在人多之处及交通要道之傍，穿了很多井，造了很多桥。另一位是行基菩萨，他和他的弟子，比道昭做的公益事业更多，游行全国，造桥筑堤，修路架屋，开发水利，而且工程浩大，非同小可。例如：木津川的泉大桥、淀川的山崎桥。又于摄津都西郡的比卖岛崛川，开了一条长六百丈，广八十丈，深六丈五尺的大港。又设布施屋于各交通要口，供给没有川资的旅人住宿。行基的事业，实在感人，他一生中，除了公益，尚设立道场四十九所。还有一位是和气法均尼，她是和气清麻吕之姊，俗名广虫。当时孝谦天皇因沙门道镜事件而出家为尼，广虫侍伴孝谦天皇出家，法名叫做法均。她也做了好多感人的事。天平宝字年间，有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之乱，平定之后，其党徒三百七十五人，当处斩刑，由于法均尼向天皇乞谏而减处流刑。乱后天下发生大饥馑，人民多有将幼儿抛弃而不能顾的，法均尼派人收养者，达八十三个。教育的普及谈到教育，又要说到圣德太子，他以法隆寺为研究佛法的学问寺，即是寺院中的教育机构。日本的学校教育，实即以此为发源。推古天皇十六年，随使臣小野妹子来华者之中，即有四位学问僧及四个学生。其中的学问僧日文及高向玄理，到了大化革新时，被任为国博士；另一学问僧请安，返日之后，则成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的老师，教授周公孔子之教。可见当时的学问僧，乃是兼通内典与外学的。根据佛教思想而发展教育的人，则为吉备真备。他于灵龟二年(西纪七一六，唐玄宗开元四年)入唐留学，天平七年(西纪七三五)返日。他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教育家，甚至有人说他是日本的仓颉，日文由他发明，此固不足采信。但他设立教授内学及外典的二教院，虽是由推古时代的学问寺发展而来，却将日本的学校教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另有一位大纳言石上宅嗣，他于宝龟十一年(西纪七八○)出家，法名梵行，舍其旧宅为阿閦寺。在此寺之一隅，别设芸亭院，陈列内外兴的各种图书，公开由人阅览。此乃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可惜，以上的二教院及芸亭院的遗迹，今已不明其所了。文学与美术此时的日本文学，是以汉文学为主，以汉诗为盛。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奖励汉文学，例如他亲自抄录隋唐人的作品中，又多系佛教文学──王居士的诗，真观法师的颂、诗、赞、奉请文，释灵实的赞、杂文、祭文，释僧亮的诗等。所以日本在此期间的佛教诗歌，也有不少，例如作于天平胜宝年间的佛足石歌最有名，共有二十一首。又如智藏、辨正、道慈、道融等四人的诗，则汇于诗集怀风藻中，尤以道慈最为能手。再说美术，当圣德太子薨后，其妃橘大郎女，为追怀太子而刺绣帷帐两幅，描写太子所期往生的佛国净土的情形，后世称此为天寿国绣帐，或称为天寿国曼荼罗，这是合刺绣与绘画而为一的佛教美术。由于中国美术品及美术家的不断输入，奈良时代的日本美术，较前代已有长足的进步。在雕刻方面，以东大寺法华堂的日光、月光二菩萨像，以及同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最为有名。在绘画方面，则以药师寺所传的吉祥天女图，最为有名。政教混同的弊端所谓奈良文化，其最大的功劳者乃是圣武天皇。他以保护佛教作为推行政治的建设，所以有天平文化之称。但是，圣武天皇的目的，是在政教合一，故他让位之时，即自号为沙弥。此后他的女儿孝谦天皇，也出了家。其经过是这样的：天平宝字二年，孝谦让位，淳仁即位。至五年，由孝谦的宠臣藤原仲麻吕，企图控制天皇及上皇，逼孝谦上皇及淳仁天皇，以临时行幸之名，迁都至藤原仲麻吕所经营的近江保良宫。适孝谦上皇得病。诏沙门道镜前去诊病，奇验，因得上皇的信任，自由出入宫廷。仲麻吕见势，遂觉地位不保，而向上皇奏诉道镜怀有野心，上皇闻之大怒，而还平城京的法华寺出家，法号法基尼。仲麻吕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宝字八年(西纪七六四)，起兵作乱，被称为惠美押胜之乱。乱平，上皇重祚，即是称德天皇。有了出家天皇，即起用出家的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授道镜法王之位。同时起用沙门基真为法参议大律师，圆兴为法臣。称德天皇第三年，又为道镜置法王宫职，行使任命大夫以下的官职之权，并用法王宫职之印。法王的供养，同于天皇。最后，道镜竟起窥得皇位之念。称德天皇第六年驾崩之后，道镜终于失败。一时政治混乱之极，故被日本史家诟病不已。写经佛教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他们的片假名，是采用正楷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的平假名是采用草书汉字的边傍组成。他们初有文化，均用汉文，因此，佛教由中国输入，便省了译经的工作。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智力精力，用在译经上面。日本得天之厚，不必译经，便将精神致力于写经上面。由于大乘各经，多鼓励读诵、书写、供养的功德。在印刷术尚未发达之时，流通佛典，广布佛法的唯一方法，的确也靠书写。此在奈良时代，特别隆盛。例如：大宝律令中，规定政府的中务省图书寮，司理写经之职。奈良时代的皇后宫职，开有写经所。圣武天平六年，诏设写经司，置有长官专任其职，此为写经的黄金时代。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外，尚有寺院的及贵族的私设写经所。写经运动对于日本文化的贡献，实在很大。唯其流于形式主义而不以经义的实践为重，故被史家将奈良时代称为写经佛教。同时，由于朝廷全力提倡佛教，佛教的运动，便集中于京都所在地。天皇迁都，著名的寺院往往也跟着迁徙。据说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京内寺院有二十四座，养老四年(西纪七二○)，都下有四十八寺读药师经。寺院集中于都市，固然利于发展，但也难免因此而染上了市嚣的尘习。僧尼生活，易受声色所动而趋于堕落。
三、平安时代(一)天台宗的开创与发展新京的气象奈良末叶，政治纪纲颓废，社会秩序混乱。至延历十三年 (西纪七九四，唐德宗贞元十年)，桓武天皇自古京迁都至平安(今之京都)，目的是在整顿纪纲，统一民心，刷新风气。对于佛教政策，也与上次迁都时不同，上次迁都，把飞鸟的寺院也迁至平城，这次则首先自延历四年起，限制建寺，禁止将土地施入寺院，禁止寺院作营利事业。并且下令，整肃僧风，矫正教政一致的弊习。如今迁移新都，规定旧京的寺院，仍当留置原地。到了新都，另外创建东西两寺，以作庄严及镇护国家。于是面目一新，教界的新人物也开始出现了。最有名的，那就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以及密宗的鼻祖空海。最澄传教大师最澄是近江国(滋贺县)人。传说他是我国后汉孝献帝后裔，于宝龟十年(西纪七七九，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十三岁时，投大安寺行表之门出家为僧，二十岁受具足戒于东大寺。见到平城京的佛教现状，竞以虚荣为事，颇为不满，于是发金刚不坏不退之誓愿，登比睿山，隐于山林，以建立道心之宗教，绝服饰之好，断嗜好之欲。此时，天台教的典籍，已由鉴真律师传到了日本。最澄先学唯识章疏，入山之后，专修天台三大部及四教仪等。至延历十六年(西纪七九七)，由于内供奉寿兴之推奏，列最澄为内供奉之一员，以近江国的税收，受理比睿山寺的费用。所谓内供奉，是推选十位戒律精严德智隆高的大德，原系供奉于宫中之内道场，又称为十禅师。次年，于山上讲法华经。此后讲筵年年不绝。二十年，邀请六宗七大寺的诸山大德来山，开大法会，命名比睿山寺为一乘止观院。这个法会，是智者大师的圆寂纪念日，后来永为定式而改名霜月会。二十一年，由于和气弘世及和气真纲两兄弟的发起，礼请最澄出山。至高雄山寺，启建法华三大部之讲筵。讲筵终期，即奉天皇下达入唐求法之诏，遂应命上表，感激皇恩，并谓于法华之深旨尚须探求贯通，于天台之章疏尚未得其定本。延历二十三年，最澄随同遣唐使，乘船来华。他的身份是还学生，以别于留学生。留学生是长时期的学习，还学生是作短时期的视察观摩。另有随行的留学生圆基及妙澄，加上一个为他担任译语的沙弥义真。最澄来华，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九月一日，船到明州(浙江宁波)休息半月，即南下至台州，访龙兴寺座主道邃。适逢开启摩诃止观等的天台讲筵，最澄即在欣喜之下，传受了天台法门，并得到天台章疏二百余部。其次又谒佛陇寺的行满，承传天台教义。道邃及行满，均系天台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最澄是做了天台七祖的传人。可是，最澄留华期间，虽尚不足一年，他却除了学习天台教，又跟国清寺的惟象传受了密教。在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又受善无畏及金刚智的法孙晓顺阿阇梨的密法灌顶，并得经疏一百余部。同时又在禅林寺的翛然座下，传受了禅法心要，此可能是南宗旁出之牛头系下的禅。因为当时的道遂，盛倡台密禅融和之说，行满则主张台禅律并修之论。最澄受其时风影响，便在中国承传了台密禅律的四宗大法，日本天台宗之不同于中国的天台，便是在其融和了这四宗的思想而成。因为最澄所传，非仅天台而已，此实含有综合佛教的倾向。天台宗的成立贞元二十一年(延历二十四年)五月，最澄返日。第二年，奏准天台法华宗为古京六宗之外的独立宗，并与六宗的地位相等。但是，此一新宗成立之后，南都(平城)的法相宗，即起而与之作义理之论争。其论争焦点，是在三乘一乘权实之问题。此实继承中国佛教之争议的余绪。法相宗的主将是德一，他首先作法华新疏以难破最澄，他以法相宗的立场，判法华经为权教；最澄起而反击，判法华经为一乘实教。德一为此著书，约十多部，最澄反驳之着，也有八、九种。又有一个问题，从来日本全国僧尼受戒，即以鉴真所建的天下三戒坛为准，但于最澄归国之后，认为天下三戒坛是小乘戒，他的天台宗为求彻底的独立，标榜要另设大乘戒坛。这在南都六宗，当然不会同意，因而又引了一阵论战的纠纷，故而一直等到最澄圆寂后第七日，始获准建立。最澄以五十六岁的庄龄，寂于弘仁十三年(西纪八二二)，四十五年之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八年，谥号传教大师。此亦为日本之有大师号的嚆矢。最澄的门下最澄自立大乘戒坛，主要是看不惯奈良南都佛教的腐败。南都为都市佛教，他所建立的是山林佛教，淡泊名利。所以他有两句名言：衣食之中无道心，道心之中无衣食。最澄寂后第二年，比睿山的一乘止观院，更名为延历寺。寂后第六年，大乘戒坛在山上建立完成。最澄门下数百，上足弟子则有义真、定光、圆澄、圆仁等。义真即是初以沙弥身份，随最澄来华任其通译的人。最澄寂后，为比睿山第一代座主。根据大师遗志，于山上创建戒坛院，振兴大乘圆顿之菩萨戒。义真门下，则出有圆珍，后为第五代座主。圆仁与圆珍圆仁出于最澄之门，但他又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西纪八三八，唐文宗开成三年)来华。在中国凡九年，正好赶上唐武宗会昌法难，目击沙门还俗者约三千人，佛像佛经，摧毁殆尽！然其在中国亲近的大德之多，范围之广，不让其师。他依终南山的宗睿学悉昙；从嵩山寺的全雅传受密教仪轨及曼荼罗等；于大兴善寺的元政受金刚界之大法；于青龙寺的法全传胎藏界之大法；又就醴泉寺的宗颖学止观法。会昌法难，圆仁险遭池鱼之殃，化装成道士身份，始逃出长安，而于承和十四年，返回日本。圆仁返日之后，一心发展比睿山的延历寺，先后建立总持院、定心院、法华三昧院、常行三昧院等，一时殿堂达于鼎盛。同时承最澄之遗业，推展了舍利会、天台大师供会、不断念佛会等的法会，开发了山门的基础。贞观六年，以七十三岁之高龄示寂，八年被谥为慈觉大师。其门下之有名弟子，则为安慧、慧亮、长意、相应、安然，尤以安然最为著称，深达圆密两教之奥旨，厌离名利之争夺。圆仁继定光为第三代座主，其弟子安慧为第四代座主，第五代座主，则为义真门下的圆珍。圆珍于十五岁时投义真门下出家，三十九岁，即是文德天皇仁寿三年(西纪八三，唐宣宗大中七年)来华游学。他在中国的路线是从福州、台州、越州，经河南的洛阳而入长安。此期间，他依良壻学天台；又从福州开元寺的般若多罗、长安大兴善寺的智慧轮、青龙寺的法全等，传受密教。特别是法全，授他两部之大法以及抄写的仪轨。大中十二年返日之时，携去典籍四百余部达一千卷，其对文化输日之贡献，可谓大矣！圆珍归去之后，贞观元年，受大友氏之请，住近江三井的园城寺。八年奏准以园城寺为天台睿山的别院。十年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的道场。宽平三年(西纪八九一)七十八岁入寂，至醍醐天皇延长五年(西纪九七)谥号智证大师。良源及其门流圆珍以后，天台宗的座主，约七十年间，均由圆珍的系下产生，此所谓智证门徒。圆仁系下仅保有京都之法性寺、山科之元庆寺等山外的势力，直到良源出来，成为第十八代座主，圆仁系才又恢复到山门(此睿山)的势力，此所谓慈觉门徒。良源十二岁出家，二十六岁参加承平七年(西纪九三七)于兴福寺召开的维摩会中，即以理辩击败了南都的义昭；又于应和三年(西纪九六三)，在清凉殿设法华会，论破了法相宗。世称之谓应和宗论，于是名声大振。至康保三年(西纪九六六)，遂继位天台第十八代座主，僧官位次累进为大僧正。自行基以来二百二十年间，已未见有大僧正的任命，故此系为良源的殊荣。当时，睿山因曾受火灾而寺舍失修，异常荒芜，良源悉心为之中兴，重举学事，力行法会，恢复了昔日盛世的状态。另有自最澄以来，共有三塔或三院，即是睿山的东西两塔，加上横川一塔。在此之前。由于智证门徒，力量不及，所以横川地方景况寂寥，至良源时代，三院则达于同样的繁盛。此真是事在人为了。良源于宽和元年(西纪九八五)化去，享寿七十四岁。其门下之盛，比拟孔子与罗什三藏，所谓门徒三千，贤士七十，四哲为最。源信、觉运、寻禅、觉超，号称四哲。四哲之外，尚有性空、增贺、安海，亦为一时龙象。由源信及觉运之下，分为二流。源信隐于横川兜率谷之惠心院，专以著述为己任。着有一乘要决三卷、大乘对俱舍抄十四卷、妙行山要集六卷、往生要集六卷等，共有七十余部百五十卷。宽仁元年入寂，世寿七十六岁。以其学风所被，弟子们即形成一种门风，自此以下，出一学派，仰源信为创祖而称惠心流。觉运，常住于檀那院，大张天台教义，着有一实菩提偈、观心念佛、念佛宝号、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各一卷等。他与源信虽同阐天台，意趣则互有出入。后人以其有别，故分之为惠心与檀那二流。由此二流又各出四流，总称为山门八流。八流与两流此八流是指良源之下的系统所分出。先由惠心流出觉超，三传出忠寻；檀那流出遍救，三传出澄豪，两流并行，盛极一时。澄豪称为慧光房流，澄豪门下颇众，又出三流：长耀开创竹林房流(亦称安居院流)，智海开创毗沙门堂流，尚有圣融吸取竹林房流而开出猪熊流，总称之为檀那四流。忠寻门下的皇觉，开出椙生流。皇觉之后，经范源、俊范，至静明而开出行泉房流。静明门下出政海而开土御门门迹流。由惠心流而兼吸檀那流的证真，复开出宝地房流。合称之为惠心四流。以上两大系八支流，总名之为山门八流。现在再说寺门二流。因在良源之后，比睿山上以慈觉门徒的势力隆盛，智证门徒则处于劣势，致到智证门徒的余庆，出任第二十代座主时，受慈觉门徒的压迫，就职仅三个月，即辞退而去。余庆受迫之后，率领智证门徒千余人，下山移至三井的园城寺，而与山上的延历寺对立。因此分裂为山门与寺门。自此之后，两门之间，即屡有争战，互成水火。寺门派，后亦分为二流。由圆珍之门第四传而出千观，经元范而出澄义及范守，范守之下的良明，则与澄义拮抗，争辩义理。后世遂称澄义一派为龙渊房流，良明一派为智寂房流。合称为寺门二流。为便于记忆，现将天台宗的门派，列表说明如下：台密的发展上面已经说到日本的天台宗，是承受了台、密、禅、律四宗的思想而成。其中除发展天台本宗的宗义之外，则以发展密教为最可观。因别于空海所传的东寺密教，故称为台密台密的主流有三个人，即是最澄、圆仁、圆珍，被分别称为根本大师(最澄)流、慈觉大师流、智证大师流。最澄倡圆密一致说。圆仁主张圆密一致之中应有一分差别，密分理及事，圆密之关系，乃为理同而事别。也就是说，从理而言，释迦与大日是相同的；从事而说，则有差别。台密之大成者，乃是圆仁的弟子安然，他进一步而倡理同事胜，以为大日胜于释迦，故其不免有自失台教立场之嫌。圆仁之下出良源，因其常住横川，故称川流。安然之下出皇庆，皇庆居于东塔南谷，故称谷流。谷流之末，又有相实的法曼院流、良佑的三昧院流、荣西的叶上流、圣昭的穴太流。穴太流之末，又由澄豪创西山流。其以义争而分之派别，总共有本末十三流。(二)真言宗的开创与发展空海弘法大师平安初期，日本佛教界出现了两大慧星，一位是最澄；最澄生后七年，第二位便是空海的诞生。空海于宝龟五年(西纪七七四)，生于赞歧国造的后裔佐伯氏之家。佐伯氏这一族人，自大化革新之后，出了好几位高僧，例如圆珍，即与空海同一血统。空海幼学论语孝经等书，延历十年入大学寮，修学明经道，此系儒学科目，专攻中国古圣先贤之书，但终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于是发心皈依了三宝，并作三教指归，以批判孔老释三教的优劣，用述其入佛的大志。他评老庄为神仙小术，孔孟是俗尘微风。此书作于延历十六年，当时二十四岁。他的怀抱是念念厌离朝市之荣华，日夕饥仰岩薮之烟霞。欣求山林生活，与最澄相同。空海出家，二十三岁，于东大寺受具足戒，此后即巡游诸国，修炼苦行。他之成为密教的大师，也有其原因。他曾在佛前祈求：吾从佛法，常求专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经，心神有疑，未能取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示我不二。由此而感一梦：有人指示他，大毗卢遮那经，便是他应所求的。遂于大和高市郡久米道场的东塔之下得到了此经，使他解决了一部份疑惑，但其仍有未足，因之发心来华，传受密法。空海在中国延历二十三年。空海来华，是和最澄坐的同一艘船。先到福州长溪县登陆，十二月下旬抵达长安，先住西明寺，再于青龙寺，遇到已有六十高龄的惠果阿阇梨。空海当时不过三十二岁，但是这位真言宗的第七代祖师，一见空海，竟如十年知交，被选为正嫡的传人，嗣第八代祖位，号为遍照金刚。举行灌顶大法，是在那年的六月十三至八月上旬，惠果竟于十二月十五日示寂，一如专门等待空海来传受密法的。空海所学者为金胎两部，即是以金刚界开示大日如来的智德，以胎藏界宗本大日如来的理体，两者互为表里，此为密教教义之根源。就其教仪来说，有坛(曼荼罗)、有仪(念诵供养佛菩萨等之仪式轨则的书记文件)、有印契(以手指表徵种种之形物──法德的标帜)。密教重视教理教相之宣说，但更重视教仪的行法。称此教仪行法的事相为之灌顶。灌顶之法，极为神圣。不得杂滥，否则传者受者，并得重罪。此为密教之特色。空海留华，前后三年(西纪八○四──八○六，唐德宗贞元十年至唐宪宗元和元年)，除了亲近惠果，又在醴泉寺向罽宾僧般若及牟尼室利学悉昙；从南天竺的婆罗门僧学梵语；韩方明授其书法。当他回国之时，携去经论章疏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图像十铺、道具九种、阿阇梨付属物十三种。此对中日文化之文通，又是一大贡献。空海的伟业返日之后的空海，先讲大日经疏于久米寺。弘仁三年(西纪八一二)，至高雄山寺，行金胎两部之灌顶，复修天皇圣体安稳及镇护国家之祈祷。弘仁七年，赐其纪伊之高野地方为入定之所。十一年于东大寺行知识华严会。十三年在东大寺建立真言院。此后即以此为密教的基地，故称为东寺密或东密。这一年最澄示寂，空海遂集朝野之归敬于一身了。他为平城上皇及废太子高岳亲王，行灌顶礼，尊荣极于一时。十四年赐东大寺为真言宗道场，模仿我国长安之青龙寺，当时为镇护京城的道场，号为教王护国寺，住密宗沙门五十人，禁止他宗者杂居。天长元年(西纪八二四)，空海任东寺之别当，此为东寺长者制度之始。天长八年，空海五十八岁，因病奏准退居于入定地高野。次年，奏请宫中建立真言道场。天长九年(西纪八三五)的三月，他以六十二岁的世寿示寂。灭后二十二年，即是文德天皇天安元年，追赠为大僧正；灭后八十六年，于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谥号弘法大师。空海的著述很多，而以三教指归及十住心论十卷为其中心思想之所寄。他以十住心论，立足于密教而批判佛陀一代之时教；他以三教指归，立足于佛教而批判儒道释三教之优劣。十住心论是于淳和天皇天长七年奉勒所撰，是当时的六部宗论之一。其他尚有华严宗的普机，三论宗的玄睿，律宗的丰安，天台宗的义真，法相宗的护命，各写了发挥自宗宗义的一论。俱舍宗与成实宗，则包摄在法相宗及三论宗内。空海的门下空海门下极盛，而以实惠、杲邻、智泉、真济、真雅、真如法亲王、圆明、泰范、忠延、道雄，古来称为十大弟子。此外尚有真绍、真然、常晓、坚慧、道昌、圆行、惠运等，亦均为一时的硕匠。其中的实惠，最受空海所重，继为东寺的长者。余如真雅住弘福寺及东大寺，真济住高雄山寺(神护寺)，真然住金刚峰寺，也都是空海的亲自嘱付。实惠则受命为：吾法之兴，有赖汝力，得技法灌顶之权，成为东密第二位阿阇梨，作诸弟子的依止。此后，真绍为第三阿阇梨，西寺之守敏则为第四阿阇梨。长者之制度，其后亦有变更，自真济始，同时任命两位长者。昌泰元年(西纪八九八)增为三长者，至安和二年(西纪九六九)又增为四长者。空海门下之来华留学者，有真如、常晓、惠运等。实惠虽想来华而因事未果，故由他的弟子圆行和常晓同于唐文宗开成三年(西纪七三八)来华。真如是平城天皇的皇子高岳亲王，他于唐懿宗咸通三年(西纪八六二)由真绍的弟子宗睿伴同来华。惠运则于唐武宗会昌二年(西纪八四二)来华。他们都在中国带了很多的典籍和修法的道具回去。其中的真如法亲王，到中国时，已有七十多岁，但他见到唐武宗灭法之后，佛教极其衰颓，因与两三道侣，蒙发远游天竺之志，然其竟在中途的罗越国(今之马来半岛南端，许是新加坡的附近)逝去。此一壮举与豪情，日本史家引为美谈而追怀不已。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加上空海之下的常晓、惠运、宗睿及圆行，日史称为入唐八家。密宗的门流日本系一岛国，民性坚强而自尊之心高昂，故其密宗流派之开出，乃为必然之趋势。先由宗睿说起，宗睿初学天台宗于比睿山，后学密教于实惠及真绍之门。宗睿门下出源仁，源仁之下出益信及圣宝，各自大弘密教，由此而引出东密之分裂为广泽与小野二流。广泽流以益信为创祖，嵯峨地方的遍照寺为其道场的中心。因为益信初学唯识于明诠座下，后受密法于宗睿及源仁之门。源仁也是由相宗而入密宗的人，放在源仁寂后，密宗东大寺的长者之一，即兼任了相宗东大寺的则当之职。宇多天皇对于益信，备极敬仰，昌泰二年(西纪八九九)皈依、落发、受戒，延喜元年(西纪九○一)灌顶传法而成为法皇，法号空理，灌顶号金刚觉，置其僧房于花园之仁和寺。自此，仁和寺即成为广泽流之中心道场。自宇多法皇经宽空，传宽朝。宽朝则以嵯峨广泽之遍照寺，为弘化中心。宽朝传济信，济信出大御室性信法亲王(三条天皇第四子)，其下出宽助而名声极于一代。宽助弟子极众，大别又分出六派，称为广泽六流：一、由觉法法亲王(白河天皇太子)开出仁和寺御流：先由宇多法皇设置御室，后遂规定仁和寺的住持职，均由皇子出家的法亲王担任，故称为仁和寺门迹，或御室门迹，这是皇族寺院所谓门迹制度的开始。二、永严开出保寿院流。三、信证开出西院流。四、圣慧法亲皇(白河天皇皇子)开出华藏院流。五、宽遍开出忍辱山流。六、觉鑀开出传法院流。再说以圣宝为创祖的小野流：圣宝虽依空海的弟子真雅出家，却在南都学了三论、法相、华严，尤其精于三论。此后故在东大寺起东南院，为基本道场，专弘三论；同时又慕役君小角的行迹而修炼行于山林之中，后世称之为修验道的中兴人物。他也由此而返回到密宗，在真雅示寂之后，即向真然受密法灌顶，又由源仁授他东密之奥密，他的声誉遂和益信齐名。圣宝先住于京都山科小野的曼荼罗寺，后于醍醐之山中建立一寺，为其修行道场。宽平九年(西纪八九七)列为官寺而与洛西的仁和寺并峙。益信于延喜六年(西纪九○六)示寂，享寿八十岁。德治三年(西纪三○八)谥号本觉大师。圣宝则以七十八岁寂于延喜九年，宽永四年(西纪一六二七)谥号理源大师。由圣宝之下的系统是观贤传淳佑，传元杲，传至仁海，为小野流的极盛期。仁海与广泽流的宽朝，称为东密的两大重镇。仁海祈雨有奇验，故被呼为两僧正。仁海之下有成尊，成尊门下出义范、范俊、明算。义范下传胜觉，范俊下传严觉，由此二人各出三流，成为小野六流：一、胜觉下的三流：定海开出三宝院流。贤觉开出理性院流。圣贤开出金刚院流。二、严觉下的三流：宽信开出劝修寺流。僧俊开出随心院流。宗意开出安祥寺流。(三)平安时代的佛教形态入唐求法推古以来的日本朝野，对于隋唐文化的吸取，真是如饥如渴。日廷除了屡屡派遣使臣来华，并有留学生及学问僧的派遣，尤以僧人之来华，极受政府的奖励。日僧来华之际，日廷恒赐予絁四十疋、绵一百疋、布八十疋，其量乃与遣唐副使相等。所以有唐一朝，来华求法的风气，如火如荼。自唐高宗永徽四年(西纪六五三)至唐僖宗中和二年(西纪八八二)之间，前后来华的日僧之有名可考者，共计六十五人。平安时代则以天台及真言两宗的八家为最有名。平安朝正当我国密教盛行时期，他们携去近九百部约二千卷的典籍之中，关系密教的亦占其大部，故在唐武宗灭法之后，中国密教失传，而竟独盛于日本。同时，会昌法难之世，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程度，已达饱和。中国佛教在密教一度盛兴之后，加上会昌法难的摧残，则趋于衰颓景况。所以，受留唐僧中灌上书太政官痛论唐末之凋弊多乱的影响，日本遣唐使即告终止。密教及法会平安时代以天台及真言两宗并盛，但在实际修持方面，偏重于密教。密教的内容，分教相及事相两部，教相属于教理，事相则为行法。所谓行法，即在加持祈祷的身、口、意三密，特别重视护摩(Homa 意为焚烧)法，共有六种：消除恶难的息灾法、增进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神的钩召法、折伏恶邪的降伏法、祈请诸佛菩萨之护持的敬爱法、祈求增长寿命的延命法。以致大至国家事变，小及日常茶饭，皆不离开密法的作持，形成了形式主义的佛教。伴于密法之盛行而生的，又有许多法会，例如大极殿之御斋会、药师寺之最胜会、兴福寺之维摩会，称为南都三大会；圆宗寺的最胜会及法华会、法胜寺的大乘会，称为北京三大会；宫中真言院的(年终)后七日御修会。此外尚有一代仁王会、临时仁王会、灌佛会、盂兰盆会、佛名会等等。经费均由政府支给，佛教却只见到空洞的仪式了。贵族佛教平安时代，皇室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例如最澄与空海，深受桓武天皇及嵯峨天皇之信仰；文德天皇及清和天皇，向圆仁结缘与受灌顶。第五十九代的宇多天皇则为益信的付法弟子。自此以后直至第七十七代的后白河天皇，共十九代约历二百六十年之间的天皇，竟有十五位落发而入佛门。因此，与皇室有关系的寺院就很多了。由皇室所特建的，数某著者，即有嵯峨天皇的观空寺、嵯峨皇后的檀林寺、淳和皇后的大觉寺，醍醐皇太后的劝修寺及醍醐寺、后白河天皇的莲华王院等。此外由贵族所建的寺院亦不少，例如藤原道长的法成寺、藤原赖通的平等院，系为其中之最有名者。正由于皇室及贵族之与佛教的关系深厚，皇室与贵族的人以出家为高贵，凡是出家的僧侣，其身份和所受的待遇，也就相等于贵族阶级了。所以日本史家称平安时代为贵族佛教。贵族出家的动机，初期的确系为了宗教的信仰，但到后来就变了质，因由于贵族出家者，享有宗教的特权，依赖富裕的寺产，拥有经济的实力，并藉其俗家的势力背景，得任教界的重职，原为凭德学而选任的僧官僧位，至此则仗权势而占得。此所以形成了贵族寺主之世袭的门迹制度，此所云出家，实不过是其在俗生活的延长而已。同时，僧官的名位，也落于不切实际的虚荣化。奈良时代以来，即已有了僧官的三纲，到了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时代，除了僧正，尚设大小僧都各一人，律师四人，但均有名无实。又分僧位及师位，为了表彰僧人的功勋，分别授予大法师位、法师位、满位、修行位的四种师位。为使僧官的名位与一般的师位有区别，便又另立印法大和尚位、法眼大和尚位、法桥上人位，顺序配置僧正、僧都、律师。于是，僧官与僧位交混，真是叠床架屋之举！僧兵的发生在平安时代的中叶，由于藤原氏专权于中央的结果，武人阶级抬头，例如坂东的武士及西国的海贼，以武力争斗，扰乱地方治安，杀伐之风，次第及于全国。各大寺院，除了专修学问的僧人所谓学侣之外，多数由私度而来的则称为行人。这些本为衣食无着的游浪之徒，出家的目的在于寄佛偷生，非为修行学佛。乱世之民多失正业，这些被称为恶僧与滥僧的分子，也就越来越多。各寺院之间，由于各自受到外界不同势力的激荡，为求自卫，便将这些行人武装起来。接着由于寺院之间各贵族子弟的互争权势，也就诉之以武力。南都与北岭之间的僧众，为了信仰及门户之争，也以武力来对抗；地方的神社势力之角逐，也加入并利用了武装僧侣，这就是僧兵的成因。僧兵跋扈之甚者，乃是南都兴福寺与北岭延历寺，通称为奈良法师及山法师，他们各挟某地方势力发动战乱。在第一节中，已说到天台宗的分裂为山门与寺门，故其僧兵的主力，又为山门的延历寺对寺门的园城寺。朝廷对之，也是无可奈何。末法思想的出现由于寺院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僧兵的横暴，杀伐纵火，斗争不已，日本教界即出现了末法来到的思想。这是释尊入灭之后，流行于佛教中的预言，分有三时说，以及五个五百年说。所谓三时说，即是在正法时期的佛子，具备教、行、证的三法；在像法时期，无证法而唯教与行；在末法时期，已无行法与证法，只有教法的存在。根据大集经月藏分的法尽灭品及摩诃摩耶经中说，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根据怀感的群疑论所引大悲经，则以正像二法各一千年。以下便入末法时期。日本虽两说并行，而以第二说为有力。他们以释尊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西纪前九四九)，到日本后冷泉天皇永承七年(西纪一○五二)，便入末法时期。五个五百年说，也出于大集经月藏分：佛灭第一五百年，解脱坚固；第二五百年，禅定坚固；第三五百年，多闻坚固；第四五百年，造寺坚固；第五五百年，斗争坚固。日本当时的教界，便将平安初期及此前的纷纷造寺，配第四五百年。平安中世以后的僧侣堕落及僧兵之乱，配第五五百年。这是一种在无可如何之下的消极的安慰及解释。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却因对末法的警觉，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弥陀信仰的兴起平安时代中期之后，由于社会多乱，人民多感此一世界之危脆，遂有他方净土的向往，弥陀信仰即渐受重视。虽然在奈良时代，即有三论宗的智光及礼光等，愿生西方净土，但其成为民间大众化的信仰，则在空也上人出来之后。空也名叫光胜，他于二十多岁时，即以沙弥身份，巡游全国各地，普劝民众念佛。朱雀天皇天庆元年(西纪九三八)入京都，往人群集中的市场内，劝大众念佛，世人困号为市圣。天禄三年(西纪九七二)示寂，世寿七十岁。又有源信，出于良源之门，盛弘弥陀信仰，着有往生要集，劝行念佛法门。寂于宽仁元年(西纪一○一七)，世寿七十六岁。永观律师也在京都之禅林寺，修念佛法门，日念一万遍至六万遍。着有往生十因，为当时净土行者之所爱读，逝于天永二年(西纪一一一一)，享寿八十。良忍又开融通念佛，他以天台基础而修净土法门。当他四十六岁那年(永久五年──西纪一一一七，五月)，在三昧中见到阿弥陀佛，感得融通念佛之偈：一人一切人，一切人一人，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也就是说：一人念佛，能融通一切人，一切人念佛，融通一人，人人互相融通，行行互相融通，宛如灯灯相照，镜镜互映。这一思想，是从自力圣道门过渡到他力净土门的媒介，是站在法华及华严的立场，傍接了净土三经的观念。此到镰仓时代，便成熟为亲鸾的真宗，日莲的日莲宗。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奈良时代布施屋的发展，有最澄于美浓设广济院，于信浓设拯济院，置宿泊所，以便贫穷的行旅。另有越后的国分尼寺的法光尼，于渡户滨，设布施屋，并以四十多町之农田收入作为其经费。此后，布施屋即由民间慈善事业而转为国家经理的社会救济，然其监管职掌，仍由僧侣负责。此时又有僧侣所设的好多济贫事业，如武藏国的悲田处、相模国的救急院、太宰府的续命院、出羽国的济苦院等。空海为修水利，便民灌溉，在赞岐国开了一个万农池。空也上人，劝人念佛，但也为许多地方掘了好多的水井，时人呼为阿弥陀井。淳和皇后于天皇崩后，从圆仁出家。宅心仁慈，成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并设救治院，为僧尼疗病。永观律师，常至监狱，教诲罪犯。文学及艺术在此时代，日本文学之受佛教的影响极多。即就佛教本身而言，可从佛教说话集之编纂，而知其产量之丰富。主要者有：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三卷、三宝绘词三卷、今昔物语集三十一卷。尚有佛教歌谣之所谓和赞，例如珍海的菩提心集、千观的弥陀赞、后白河天皇御撰的梁尘秘抄都二十卷。此外有源信的往生要集、永观的往生十因等，均系一代名作。艺术方面，平安初期，以密教美术为主，中期之后，即由净土教的美术代起，称为来迎(弥陀)美术。例如宇治的平等院法华堂，日野之法界寺阿弥陀堂，其以丈六阿弥陀如来像等，最为有名。又如源信于高野山所画的圣众来迎图，被称为净土教绘画的最大杰作。神佛合一的思想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渐次与日本的神道思想混合，此由圣德太子开始，崇佛而不废其固有神道的祭祀而来。佛教为适应日本的环境，遂将神佛界限废弃。到了平安中期，竟学印度佛教的末期，以本地及垂迹的观念，付一切外道之神以合乎佛法的地位，而将日本的神祇，解说为佛菩萨的垂迹权化。将各含神祇，均配置以佛菩萨的身份。例如比睿山及日吉山王七社之关系，兴福寺与春日神社之关系，即是因此神佛混同的思想而结合起来。说什么神是阿弥陀佛的垂迹，什么神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此到明治维新，倡神佛分离，才告结束。
四、镰仓时代(一)南都佛教之复兴复兴的机运平安朝迁都之后，佛教的中心也到了新京，由天台真言两宗的势力，取代了奈良佛教的地位。奈良的六宗，仅能保持其命脉，却已次第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到了平安末期，新京的佛教也趋于没落，相反地，又刺激了南都所谓古京六宗的复兴。根据日人境野黄洋的日本佛教史要，说此新机运的到来，有四个因素：在平安末期，第一事相隆盛之反动，第二战乱之影飨，第三僧侣堕落的结果，第四宋日交通的启发。由于真言宗重视事相的形式，佛教又成了祈祷的空架；由于战乱及僧兵的残酷横暴，以及贵族僧侣的堕落，引起了末法思想的醒觉；由于宋日交通的结果，再次输入了新兴的禅宗。日本的本身也开出了日莲宗及净土真宗。这是在多种因缘的促成之下，使得南都的佛教，对于佛陀的教法，作了一次深切的反省与再认识。他们认为，末法既已到来，吾人唯有同复到正法时代的精神，才能保持佛法于不坠，所以主张追慕释尊，或依当来的弥勒，均宜推展复古运动。因此，新起的日莲宗及禅宗，也是释迦教。又有人以为，末法之际的五浊恶世，人的意志薄弱，罪垢深重，唯赖他力净土之救济，故有净土真宗的勃起。华严宗的复兴在天历元年(四元九四七)，有智光于东大寺起尊胜院，以期复兴自宗，但其真正的复与，要到镰仓时代之初。智光传松桥及观真，由观真五传出景雅，景雅之门出明惠上人高辨。由松桥七传出宗性，宗性之门出凝然大德，高辨及凝然二人，才是复兴华严宗的两大重镇。高辨幼失怙恃，十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寺的实尊之门，再从景雅修学华严。建永元年(西纪一二○六)，后鸟羽上皇敕赐栂尾山为其兴隆华严之地，高辨即以华严经句日出先照高山之意，取名为高山寺。高辨行解并重，尤谨于律，一时朝野归敬。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泰时，亦常往礼敬，并请示治世之力。他的理想，是将释尊当世的正法，实现在末法之世，故其因追慕释尊之事迹，而欲在印度朝圣，终以染疾未果。他的著述很多，有金师子章光显抄二卷、华严唯心义释二卷、华严信种义一卷、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二卷、摧邪论三卷等。由其师承的关系，他主张华严与密一致之说，愿生弥勒的兜率净土。他逝于贞永元年(西纪一二三二)，六十岁，门下有喜海与静海，相继住持高山寺。宗性也是幼年出家，于东大寺专攻华严，兼通三论、法相、俱舍等学。文应元年(一二六○)五十九岁，就任东大寺的则当。正应五年(一二九二)以九十一岁之高龄示寂。笃于弥勒信仰，著述极多，现存于东大寺者，尚有二百三十部四百五十卷。凝然即出于其门。凝然大德，十五岁依东大寺的圆照落发，从宗性学华严。又尝于睿山及京都等地，探究各宗奥义，自声明、音律、国史乃至神书，无不精通。蒙后宇多上皇之眷顾，继圆照而住东大寺戒坛院。他的著述，都达百廿七部一千二百余卷，卷数之多，堪称空前。他因特别敬仰圣德太子，于六十年之间，研究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着注释达一百十卷，故以三经学士自称。最有名的是着有佛教入门书八宗纲要二卷，以及继承宗性的佛教史学而着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三卷、传法传章通十八卷、诸宗传通录六卷。华严学因到凝然而集大成，成为华严的中兴之祖，元亨元年(一三二一)八十二岁示寂，加国师号。门下有禅尔、湛睿、盛誉等。法相宗的复兴法相宗是奈良六宗之教学的核心，平安时代其虽式微，仍可维持教学之传统。至平安末期，出有藏俊及觉宪等名匠。觉宪门下的贞庆出来，始为法相的中兴。贞庆号为解脱上人，十一岁依觉宪出家，他是觉宪的俗侄。其后入兴福寺专究法相宗义，建久二年(一一九一)，因列席宫中的最胜会，目观众僧竞以美服为尚，殆念佛陀尝有头陀行之遗训，慨叹时下僧风之堕落！遂于次年三十八岁时，隐遁竺置山，达十六年之久。寂于建保元年(一二一三)，享寿五十九岁。他的代表作是注释唯识论的唯识同学钞六十二卷。他的思想结晶，则可从其愚迷发心集、心要钞，一窥全貌。贞庆在理想上，求生弥勒的兜率净土，在实际生活上，重视律仪的严格操守。因此他又是关系南都律宗之复兴的重要人物。律宗的复兴平安时代的初期，由鉴真所传的南都律宗，尚保持其传承，平安中期之后，法脉遂告中绝。其原因有二：一为僧风之颓废，一为受了比睿山大乘戒坛之兴隆的影响。嗣由于末法思想的醒觉，即有实范起而作了复与律宗的先驱。实范出身于兴福寺，号莲光，又称为少将上人，保安三年(一一二二)着东大寺戒坛院受戒式。大治四年(一一二九)创建成身院于奈良之东郊，努力于戒律之复兴。继其后者，有法相宗的藏俊、觉宪、贞庆、戒如，相承弘律。戒如门下则有觉盛、有严、圆晴、睿尊，号称戒如门下之四杰。觉盛字学律(西纪一一九三──一二四九)，先于兴福寺学唯识及俱舍，因概于律门不振而发心以扶律为己任。并于嘉祯二年(一二三六)与圆晴、有严、睿尊，同在东大寺以瑜伽及占察所说的自誓受戒法，求受比丘大戒，上接已经中绝的律统。后于宽元元年(一二四三)，移住唐招提寺，盛弘戒律，深受朝野之尊信，誉为鉴真之再来，寂后谥号大悲菩萨。睿尊号思圆(一二○一──一二九○)，十七岁出家，先学密教于醍醐及高野等处。三十五岁时因自戒如及圆晴听闻四分律行事钞之讲义，故于次年自誓受戒。自此之后，即献身于兴教利生之大业，游化各地，为民众受戒。又因仰慕圣德太子的社会教化及救济事业，而为乞丐及癞病患者授戒，并供给食物，施以沐浴。同时他也深受皇室及武家的崇敬，尝为后嵯峨、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等五代天皇的戒师。在他一生之中，鼓励戒杀，不遗余力。于全国各地，设立放生所，计达一千三百余处。寂后由伏见天皇谥号兴正菩萨。门下有信空及良观，特别是良观。良观(一二一七──一三○三)十六岁出家，二十三岁投入睿尊门下，从事社会救济，建立疗病、施药、悲田诸院；又因爱护动物而造马病舍及动物病院。三十六岁，即得执权北条长时及北条业时两兄弟之皈依，并称之为生身的如来。寂后由后醍醐天皇谥号忍性菩萨。北京律的兴起日本史上站在平城京的立场，称奈良为南都或古京，又称为南京。上来说的是古京律的复兴，由于另一律宗新支，从中国输入，在北方的京都弘扬，故被分别称为南京律与北京律了。北京律的兴起，归功于俊芿及昙照。俊芿(一一八六──一二二七)又号不可弃法师，先学台密，后悟三学之根柢在于戒律，故于三十四岁时，正治元年(一一九九，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入宋，在中国留学十二年。自明州景福寺的如庵了宏受学南山律，同时也在华亭县超果院学了天台宗，又至临安与禅教律诸师论道。东归时携去大小部律文三百廿七卷，天台教观文字七百十六卷，华严章疏百七十五卷等。故在回国之后，重兴京都东山的仙游寺，改名泉涌寺，大张台律之讲筵。寂后，后小松天皇赐号大兴正法国师，明治天皇加赐月轮大师号。昙照(一一八八──一二六○)曾两度来华，第一次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一二一四)入宋，与俊芿同在了宏门下学律。居留十四年后返日，建戒光寺，大振律风。宋理宗绍定六年(一二三三)再度来华，居八年回国，又建西林寺及东林寺。(二) 净土宗与日莲宗源空与净土宗的独立平安时代，虽已有了净土教的流行，但仍未脱寓宗的地位，到了镰仓初头，由于源空的出现，净土宗始告独立。源空，亦名法然上人(一一三三──一二一二)，十三岁登比睿山，学天台教。后又游历诸方，参访硕学，颇有才学之誉。仁安三年(一一六八)以后，隐居睿山之黑谷，寻觅出离之要道，披阅源信的往生要集，又见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中所说：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但能念念不舍，是名正定之业。因而归命，专修念佛。是年源空四十三岁，后人即以之为净土宗的开教之年(一一七五)。自此之后，源空即下睿山，大弘专修念佛之教，发展极为迅速。在平安时代的净土行者，尚修其他诸法，源空则排除一切杂行，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此为净土教之纯化及简化。六十五岁时，尝受关白九条兼实之请，着有选择本愿念佛集二卷，说明他的宗教思想。源空的新宗既能受到众多人们的欢迎，其他各宗包括南都及北岭(睿山)的徒众，即起而反对。睿山一派于元久元年(一二○四)集议制止专修念佛之流行；南都方面则以源空轻忽佛戒，好谤他宗，排斥余行的理由，于元久二年向朝廷奏请纠弹。故到建永二年(一二○七)，朝廷即宣令取缔，并处源空师徒以重刑：计判死刑者四人，流刑者源空等八人。至建历元年(一二一一)，源空蒙赦归京都，住于东山大谷，但他已是七十九岁的人了，第二年即示寂于彼。在他死后，他的自由教团，虽仍屡受旧派的迫害摧残，然他毕竟是成功了。宽元二年(一二四四)赐号通明国师，元禄元年(一六八八)东山天皇谥号圆光大师。灭后五百年，又由中御门天皇赐号东渐大师。源空门下的诸流源空的门下很多，并且各自成派立宗。例如：圣光房辨长上人开出净土宗镇西派，善慧证空上人开出净土宗西山派，皆空房隆宽律师开出长乐寺流，觉明房长西上人开出九品寺流，成觉房幸西上人倡导一念义，尤其又有亲鸾圣人开出了净土真宗的新兴宗教。由西山流又分出了一遍上人所创的时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乃由源空系下分张设教的三大流，迄今仍为日本佛教最大的宗派者，也唯源空系下的门流而已，可见源空之对日本佛教的影飨之大了。辨长的镇西派辨长(一一六二──一二三八)十四岁出家，二十二岁登睿山学天台。建久八年三十六岁入源空门下，受净土教，弘布念佛。建历二年在其故乡筑前，创立善导寺，世称镇西上人。着有彻选择集二卷、净土宗要集六卷、念佛名义集三卷、末代念佛授手印一卷。辨长门下极盛，最著者首推然阿良忠(一一九九──一二八七)。良忠十六岁出家，尝学究诸宗教义。三十八岁时，师事辨长，伴随二年，即于京都及关东等地，弘通宗义。自他以下，又分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后世则以寂慧良晓的白旗流及尊观良辨的名越流较盛。证空的西山流证空(一一七七──一二四七)十四岁进法然上人之门，直到源空示寂，前后二十三年之间，未尝离师门。源空的选择集，实系口述，乃由弟子笔受而使证空勘文之作。证空始于洛东之小坂，弘布念佛，故称其宗义为小坂义。建保年间(一二一三──一二一八)，受慈圆僧正之嘱，住西山之善峰寺，后退住于西山之三钴寺，世人因而称之为西山上人。由其开出的宗义，称为西山流。他着有观经疏观门义钞四十八卷、秘决钞二十卷、自笔钞十卷、他笔钞十卷等。其门下也分出四流，后世之发展，则以净音的西谷流及圆空的深草流较着。一遍的时宗源空寂后二十七年，一遍出世(一二三九──一二八九)，七岁即学佛典，十五岁出家，其后登睿山学天台，因感与末法时机相应的唯一法门，乃是念佛，遂投圣达门下，取名智真，改学净土教达十二年之久(一二五二──一二六三)。圣达是西山流祖证空的弟子。又结草庵闭门称名者三年，以有证得，出而游行全国，广弘念佛之意趣。随身所带者为本尊弥陀及其正依之净土三部经。就其偏重而言，恰与源空、亲鸾，各得其一：源空以观无量寿经为中心，亲鸾以大无量寿经为中心，智真则以阿弥陀经为中心。智真于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夏，在熊野地方的神社权现宫，斋戒祈祷一百日，而感得一偈：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感得此一所谓神敕偈之后，自觉已悟弥陀之真意，遂又改名为一遍。此后即随身携带劝进帐及念佛算，前后十六年间，游行教化。其念佛劝进(开示化导)的方法，全同于良忍的融通念佛。当他示寂之时，入其念佛算中的，则云：决定往生，六十万人。此乃取其神敕偈的各句第一个字而成。记入劝进帐中的人名，亦达二十五万人以上，可见其结缘之众。他根据经说踊跃欢喜之义，提倡踊跃念佛。又以弥陀经中的临命终时之句，一遍呼其同修道侣为时众，因号其派为时宗。他的时众在他死后，均能继承其遗风，以度游化生活为原则。后来有了寺院，仍呼其住持为游行上人，以表不忘其创祖不住寺院的精神。亲鸾与净土真宗亲鸾(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号为善信房，又称愚秃。初为比睿山常行堂的堂僧，建仁元年二十九岁时，依源空之专修念佛。承元元年(一二○七)朝廷宣令禁止念佛，与源空同被判处流刑，配於越后国。在那里先后住了五年之间，沉思默察，深有感悟。鉴于平安时代，有一位沙弥空也，弘扬念佛，而他自己则因蓄妻而成了非僧非俗，故称愚秃。他于获赦之后，移住于关东，以常陆为其中心，弘通念佛，凡二十年。亲鸾的代表作是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六卷。自五十二岁起，经过不断的修订，到七十五岁时，始告大成。一般人以为源空与亲鸾的宗教思想，都很平易浅近，实则，他们在实践方面固然极为平易，是所谓易行道。但其宗教的体系，绝不平易，乃系经过信解行证的思想历程而产生的。所以，如果缺乏准备的知识，要想理解亲鸾的这部大作，殊不容易。亲鸾的门下很多，由他之下开出的门流，现在已有十派，主要的团体则有下野的高田门徒，下总的横曾根门徒，常陆的鹿岛门徒，以及本愿寺系统。本愿寺初为文永九年(一二七二)营建于京都大谷之本庙，是亲鸾的坟墓及影堂之所在，土地是其末女觉信尼(俗名弥女)所献。本庙则由其门弟共同管理。留守之职仍由觉信尼的子孙相续承继。到了亲鸾的曾孙觉如，始发展而称为本愿寺。寺号的定名年代，大概是在正和及元亨之间(一三一二──一三二三)。另有亲鸾门弟真佛的高田派，传至显智而极其隆盛，以专修寺为中心。法华信仰的独立在源空的专修念佛成立之后约八十年，又出了一位日莲圣人，开创了以法华信仰为根本的日莲宗。日莲(一二二二──一二八二)生于渔家，故其自谓：日莲乃日本国东夷东条房国海边之栴陀罗子也。十二岁入其故乡的清澄寺，求学内外诸典，十六岁落饰，法名莲长。此后即历访南都北岭等地的诸宗名师，深契法华经之妙理。建长五年(一二五三)三十一岁，归清澄寺，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晨，登山顶，面向由海上升起的日轮，他便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之经题，是为开宗的起源。他向大众宣称：法华是一切经的眼目，是诸宗的中心。同时他攻击他宗之论锋也极其锐利，因此不见容于故乡，移居镰仓，结一草庐，同时改名为日莲。受迫害但他传道之心热切，常于镰仓市区，高唱经题，并向来往行人，男女老幼，劝导说法，鼓吹法华信仰，论难念佛之非。受其感化而归从之者，道俗皆有，而且日益增加。正嘉元年(一二五七)，日本适遭大地震、大风、洪水、饥馑、时疫等灾难，相继袭击！日莲为了探究其因，即于次年至实相寺，阅读藏经并作冥想，结果，以为是由于专门弘通净土及禅等诸宗的邪法而致正法不行的缘故。于是撰著守护国家论及灾难对治钞，以述其旨趣。到了文应元年(一二六○)七月，将其所作有名的立正安国论，献于镰仓幕府的前执权北条时赖。内谓若不容受法华信仰，也不停止念佛之教，则三灾八难不免，外寇亦自远来袭。对于这点，却触犯了执权北条长时的忌讳，所以大为愤怒，他的草庐，亦为旧有诸宗的徒众击破焚毁。日莲本人，仅以身免。受此迫害，却更加坚强了日莲的信心，依然猛烈地攻击他宗，积极地倡导唱题成佛之说。于是，再度带来了迫害！弘长元年(一二六一)，幕府将他流配到伊豆的伊东地方。文永元年(一二六四)，又遭反对派的伏击，他的弟子之中，有几位因此丧命，他亦负了创伤。到了文永五年(元世祖至元五年)，由于蒙古第二次遣使至日本对马岛，并掳岛民二人而去，即知强敌将至，恰好为日莲的预言所中。他便再度上书幕府，他说：非以法华经之功德，无以镇护国家。并写四句格言，分送镰仓诸大寺，谓：念佛者无间地狱业，禅宗天魔所为，真言亡国之恶，律宗国贼妄说。这种激越之论，殊违乎常情，幕府不予受理，诸寺诸山则不能置之等闲，故于文永八年，即被判处斩罪，后减为流刑，远配于佐渡。日莲的成功文永十一年，因获赦，再返镰仓。由于波木井实长之请，隐于身延地方的山中，结草庵而居。但是慕名敬仰者，均从四方云集而至，后来即以此处为法华信仰的中心道场，名为久远寺。弘安五年，感病出身延山，移居武藏地方的池上宗仲所建之本门寺，开堂之日，他所讲的就是立正安国论，但也就在这年的十月示寂了，享年六十岁。纵观日莲的一生，为自己的信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显出宗教家特有的生命之光辉。但是这种精神之产生，除了日本的民族及地理背景为其根源之外，那就颇不可能了。日本佛教的强固性，就靠这一精神的维系。然也因了这一精神，宗派的门户隔阂，也就牢不可破。唯其佛教的含融性，终能促使各宗派间，相容并存。日莲宗的门派日莲的门第很多，最有名的是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此六人称为六老僧，再加上日常与日像二人，并称为八祖。六老僧在身延山的日莲祖塔之傍，各建一房舍，各率自己的弟子(称为中老)，轮次守塔。但到弘安八年(一二八五)，当日向轮番之时，檀越波木井氏，主张废除交替轮值制，而由日向永远留任看守祖塔之职。日昭与日朗等人，同意了，日兴则以有违祖师遗命，遂与他们绝交而去，至骏河(静冈县)另开大石寺。这是初次分裂。日与的门流中出有日目，主张本门与迹门的胜劣有别义，故称胜劣派。日朗的法孙，则对胜劣之说而主张本迹一致义，故称为一致派。六老会中的日持，离开本岛，于永仁三年(一二九五)自奥州轻津，越松前，经桦太而至鞑靼地方(今之沿海洲)。因此而为日本史家认为日持是往海外弘法的第一伟人。日莲宗的弘布日莲宗在京都的开发，是从日朗开始。日莲寂后第十三年忌日，日朗门下的九凤之一，也是八祖之一的日像，西上至京都，但却经过了三度驱逐。在这三度进退之间，得到真言宗的贤贤及妙实两人的改宗，助力极大，故于元亨元年(一三二一)，首先得到许可在京都建立了日莲宗的第一座寺院，称为妙显寺。此后接引公家(朝廷)及武家(幕府)者，也就是此寺之力。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后来被尊称为龙华尊者。他的弟子妙贤，于历应四年(一三四一)将妙显寺迁至四条栉笥(也是京都的)，故称为四条门流。尚有日朗的另一弟子日印，也有弟子日静，由于他与将军足利尊氏的俗缘关系，而获幕府的保护，故于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将镰仓的本国寺，迁至京都的六条，所以称为六条门流。另有一位，本系比睿山的学僧，康历二年(一三八○)当他六十七岁时，因阅及日莲遗著开目钞及如说修行抄等，大受感动，遂改宗而自号日什(一三一四──一三九二)。往来于京都与东国之间，宣扬宗义。因他接近了将军足利义满，保护了当时的妙显寺未受睿山徒众破毁。他在室町建有妙满寺，在远江、镰仓、会津等地，亦建有寺院。他的派下称为妙满寺派或称日什门流。(三)禅宗的输入及其发展早期禅者在奈良时代，法相宗的道昭，除了亲近玄奘外，又在相州的隆化寺，谒见禅宗二祖慧可的弟子慧满，并听其宣讲楞伽等诸经。道昭返日之后，即于元兴寺别建禅院，天下的禅者因之风从。另有唐文宗开元年间去日本的道璇，曾从玉泉神秀系下的普寂，传受禅法，这是北宗禅，或称为渐悟的如来禅。道璇自己也说：我有心法，名如来禅。到了平安时代，与禅最有关系者，是最澄。他在入唐之先，尝就行表受禅法。在华期间，又向行满重受禅要，另依禅林寺的翛然参学。根据最澄带同去的章疏考察，他传的是南宗禅的旁支牛头禅。此后有唐僧义空东渡，他是马祖道一的法孙，所以日本古来均以义空为日本禅宗的首传。北宋时来华的日僧奝然，亦曾学禅。另有比睿山的觉阿，闻南宋的禅宗盛行，便与奋然于承安元年(南宋孝宗乾道七年)来华，就杭州灵隐寺的佛海慧远禅师嗣法，东归。临济宗的荣西日本禅宗虽于奈良时代已经流传，但其独立成宗并且影响深远者，则有待荣西的出世。荣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号明庵，十一岁落发，学显密两教于比睿山，特别精通台密，而成为叶上流之创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南宋孝宗乾道四年)，二十八岁，入宋求法，历游天台山及育王山等，于同年即携天台章疏二十余部东归。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度入宋，参访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传受临济法脉。因为虚庵是黄龙派下的第七代祖的法孙。荣西第二次来华，住了五年，于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在博多建圣福寺，在镰仓开寿福寺，在京都立建仁寺，鼓吹禅宗。但对南都北岭的旧宗派，妨害很大，因之起而抗议。荣西遂着兴禅护国论三卷，分述禅之由来以及国家于禅法之不可或缺。另作有出家大纲，以说明出家之天职为何。荣西非仅传禅，禅则由他而盛，故被推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师。他也精于医术，尤其注意茶的养生方法。建保二年(一二一四)，因将军源实朝罹病，荣西献上所作之吃茶养生记，说明茶的功能，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是为日本之有茶道的开始。荣西之后的诸师荣西的弟子有荣朝、行勇、明全等。荣朝门下出圆尔辨圆(一二○二──一二八○)，辨圆于嘉祯元年(一二三五，南宋理宗端平二年)来华，参径山的无准师范而嗣其法。在宋六年，东归后，受藤原道家之召，开创东福寺及普门寺等，而集公家及成家之皈依于其一身，奠定了镰仓禅宗势力的基础。花园天皇赐圣一国师之号，此为日本之有国师尊号之嚆矢。门下二十余人，而以湛照为嫡嗣。辨圆门下尚有一位无关普门，来华留学十二年，归国后，龟山上皇舍其离宫为南禅寺，以普门为该寺初祖。无住一圆，也是辨圆的门人，着有沙石集十卷、杂谈集十卷等。湛照门下则出虎关师炼(一二七八──一三四六)，他有一部三十卷的名著元亨释书，是受了中国梁、唐、宋各高僧传的启发，编成了一部日本的高僧传，迄今仍为日本佛教史学史上的重镇。与辨圆同兴禅宗的另一人是南浦绍明(一二三五──一三○八)，绍明初学禅要于东渡之宋僧兰溪道隆座下。正元元年(一二五九，南宋理宗开庆元年)来华，参于虚堂智愚之门。文永四年(一二六七)归日，受后宇多上皇之召，嘉元二年(一三○四)住万寿寺。辨圆是禅密戒并修兼行的人，绍明则始终是纯粹的禅者。其门下有通翁镜圆及宗峰妙超。妙超受到花园上皇的皈依，是京都大德寺的开山。妙超门下出关山慧玄及彻翁义亨，慧玄则奉花园上, 皇之命改其离宫为妙心寺。中国禅师东渡镰仓时代，日本的禅师辈出，由中国前去的禅师亦复不少。其中以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大休正念、西涧子昙、一山一宁等最为有名。兰溪道隆(一二一三──一二七八)是西蜀人，十三岁于成都大觉寺落发，后参历浙江诸山。南宋理宗淳佑六年三十三岁东渡，因当时日本的旧派诸宗，逞私营利，腐败堕落，纯中国的禅家风骨则寡欲朴质，不重寺院之宏大庄严，不拘泥于文字经典，主张苦修力行，不思居室之美，不贪衣食之富，这些都与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以来，所提倡的武士精神相吻合；又以禅寺所行百丈清规之严正，亦为重礼节尚志气的镰仓武士所欣悦。同时，此时掌握政权的北条时赖，亦想脱离旧都的诸宗，树一新的宗教于镰仓，使镰仓成为政治及宗教的新的中心。故决采中国化的禅宗，邀道隆至镰仓，开建长禅寺。弘安元年示寂，谥号大觉禅师，此为日本之有禅师号的创例。普宁是受道隆之敦劝而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一二六○)东渡，先至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请，继道隆而住建长寺。时赖屡就普宁修禅，热心参究，卒得普宁的印可。时赖死后，因旧派的诽谤，乃留一偈：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遂于南宋度宗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归宋。无学祖元(一二二六──一二八六)是明州庆元府人，出家后参于径山的师范之门，南宋恭宗景炎元年(一二七六)，他在温州的能仁寺，因元兵至，众皆逃避，独祖元端坐堂中，元兵白刃加颈，他仍神色自若，并说一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元兵听后，即默然离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因北条时宗之请，东渡日本，先住建长寺，又创圆觉寺，寂于日本，谥号佛光禅师。门下出有日籍高足高峰显日及规庵祖圆。尚有一位奉了元成宗的使命赴日的一山一宁。他是台州人，初学显密二教，后于天童育王承受禅要而住于普陀山。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奉命东渡，而为疑作间谍，被北条时贞幽禁于伊豆之修禅寺，获赦后住于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的南禅寺。在日本二十年，备受朝野之归敬。座下著名弟子有华籍的石梁仁恭及日籍的雪村友梅。道元与曹洞宗日本的禅宗，自荣西之后，共分二十四流，但总不出临济及曹洞两派的分支。以上介绍的是临济，至于曹洞，是由道元开始。希玄道元(一二○○──一二五三)，十三岁出家，原为荣西的法嗣明全的弟子，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随同明全来华，在明州天童山的长翁如净座下得法。如净是洞山第十三世法孙，道元受其涅槃妙心，承传了曹洞的法统。在宋四年，东归后，先在洛南，传其禅风，又在越前国开创永平寺。道元持律谨严，并遵如净之训：不可亲近国王大臣。当时的执权北条时赖，慕其道风，而召至镰仓，叩示禅法，一时间臣属及庶民之争相皈依者风从。时赖虽待之以优渥，仍坚不受其久留镰仓之请，而于半年之后，返回越前的永平寺。此与荣西的不拒权贵之接纳者，适足两相对照，后世即以此为树立两家不同的宗风。道元着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永平广录十卷、永平清规二卷、学道用心集一卷。门下以孤云怀奘最为有名。道元门下的孤云怀奘，初在睿山出家，后改师事道元，协助道元司理山务寺制。道元寂后，即着手道元著作之校集。他的门下出有义介、寂圆、义演、义准等人。义介开创大乘寺，其门又出寒岩义尹、莹山绍瑾等人。(四)镰仓时代的佛教文化镰仓幕府与佛教南宋中叶以后，宋日交通日增，来往僧侣极众，镰仓幕府对于宋之佛教文化，抱有隆高的敬意。将军及执权，多与宋僧或禅师交接。例如：第三代将军源实朝，于西纪一二一六年，竟有亲自来华的计划。因他于某夜梦入宋之某寺，见一长老升座说法。梦醒问此寺名于僧，答以此京都能仁寺也。此长老为谁？答曰：此寺之开山，南山宣律师也。圣者难测，生死无隔，可随处现，律师现再诞，即日本国实朝大将是也。此侍者为谁？答谓：侍者亦再诞，即日本国镰仓雪下之供僧良真僧都也。事后，实朝又问良真，良真亦以此梦作答。实朝遂信他是南山律师的后身，故欲亲谒灵迹而有造船入宋之企图。终由于所造的船大港浅，不能出海而作罢。执权北条时赖之信禅僧，初只为政治上之利用，当其接近之后，渐次而热心皈依，终成为禅法之修持者。后来让职于北条长时，他竟就道隆落发，在最明寺专修禅法，并得普宁之印可。当他临终，安坐绳床，述遗偈而逝，已俨然一高僧的风范了。及至执权北条时宗，对禅宗的信仰益隆，日人赞时宗为武士之典型，而其修养乃得力于禅宗。他自幼即受禅宗的熏陶，大休正念赞之为：幼慕西来直指之宗，早悟即心即佛之旨。他曾先后参学于道隆、祖元座下，并有深厚的禅功，养成果断而镇定之精神。当元军大举攻日，守卫困难之际，时宗竟能沉着应付，从容不迫，以息国难。此尤得力于祖元禅师之勉励：一句一偶，一字一画，悉化为神兵，如帝释天与阿修罗战。我军得神佛庇护，降伏魔军，生灵皆安。元军卒因遇暴风破船，偃兵而退。禅宗与武士道日本武士的教义，实系神道精神、儒家思想、禅宗骨格之三流合糅。试看其要求武土的条件，是忠孝、武勇、慈悲、礼让、勤俭朴质、重名分、尚节操、一生死。其中的慈悲、勤俭朴质、一生死，便是禅宗的赐予。慈悲之旨，乃佛教的基本思想，故不论。且看百丈清规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为勤俭；不立文字，直指心源，是为朴质。祖元曾说：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这是不畏死亡，无惧外界恶势力的侵扰。道元也说：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最不要忘了祖元曾对元兵说的：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就是生死如一，视死如生的精神之表露。镰仓时代，武士道精神之成熟，以及禅宗之特盛，乃系互为因果。所以，武士道并不坏。后来明治维新以后，以武士道的基础，成长为军国主义，欲遂某兼并大陆而奴役我中华民族的目的，实非武士教义的本质了。中日交通与佛教自唐末五代以来，中日僧侣之往来，可资介绍的实在很多。在此仅能述其大略：五代时的吴越王，保护佛教最力，因此杭州西湖一带，佛教独兴，所以此后日僧来华，亦多以拜谒此处的名山为目的。此时日僧来华之可记者不多，较著名的有宽健及日延二人。宽健客死中国，日延则携吴越王钱弘俶之宝箧印塔东归。当时中国文化中衰，经籍多散佚，吴越王曾托商客向日本以黄金六百两，求天台论疏的写本。随同宽健来华的澄觉，亦在后唐明宗长兴年间(九三○──九三三)，在洛阳长安等处讲唯识论及上生经等；另一同来的宽辅，也传瑜伽大教。日本佛教反哺我国，日人则自夸其文化已优于中国了。我国北宋时代，日本由于外戚藤原氏掌政，对外力主闭关主义，来往交通不多。自南宋起，日本政权由外戚转入武家平清盛之手，嗣后即奖励海外贸易，中日交通日臻频繁。北宋时代来华日僧以奝然、寂照、成寻、仲回最为有名。奝然于西纪九八三年(太平兴国八年)与弟子成算等四人入宋，留三年，历访天台、五台及洛阳龙门等佛迹，并晋谒宋太宗。归国时的最大礼品，是携去了中国最早的开宝版初印本大藏经。寂照于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来华，在华三十余年，客死于宋。成寻于宋神宗熙宁五年(一○七二)偕弟子赖缘等七人来华，晋见神宗，命祈雨，奇验。在宋九年，寂于此土。仲回入宋，是奉了朝廷之命，以送达国书的身份而来，但却由于日廷对宋，持平等态度而未被宋廷接受。到了南宋时期，日僧之来华者，先后达五十三人之多，乃极一时之盛。例如前面介绍的荣西、觉阿、俊芿、道元、辨圆等，均系此期入宋的人物。在宋以前，日僧携去经典，虽已不少，北宋以后，由于中国刻经事业的隆盛，有宋一代，日僧携去者，竟有三种版本的大藏经。一是奝然请归的蜀本，亦称官本；二是福州东禅寺本；三是福州开元寺本，均称闽本或私本，分由重源(一一六七入宋，住一年)及净业(一二一四或一二三三入宋，住八或十四年)携返日本。新宗派的新风气到了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有了三大中心区：奈良的六宗，京都的天台及真言两宗，镰仓的禅宗。大体上说，新旧两京的佛教，与皇室信仰密切，镰仓为武家的幕府所在地，故与幕府信仰密切。净土的真宗及法华的日莲，虽始于镰仓时代，盛行则要到南北朝时代之后，唯其再加上禅宗，则为此期的三个新宗。净土真宗及日莲宗，是日本的特产，可谓日本自己的佛教，正像禅宗是中国文化的佛教产物。所谓新宗派的新风气，由于念佛的民众化，遂使贵族佛教推展成为民众的信仰；由于街头传道乃至劝人随处念佛及唱经题的结果，佛教的中心，遂由寺院开放，而普及于全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由于新宗的人物源空、亲鸾、一遍、日莲等主张妇女同样可得信仰的救济，遂一反从来重男轻女的思想，乃至凡为灵山圣境，都列为女人的禁地。道元对这种作风，亦评为此唯诳惑世间至愚之人。
五、南北朝及室町时代(一)禅宗的隆盛时代的大势当镰仓幕府末期，后醍醐天皇欲收同政权，下召诸将，勤王讨幕。此在日本史上，称为建武中兴。结果，镰仓幕府灭亡，却又有足利尊氏，叛离天皇，在京都另立光明院，天皇无已而南迁至吉野。这个南北朝的局面，直到足利尊氏的第三代义满之时，才归统一，恢复了幕府体制，称为室町时代。幕府末年，群雄割据，便成了战国时代。佛教在此期间的初头，新兴于前代的各宗派，都有长足的发展。禅宗因朝廷及将军家的归仰，尤为隆盛，其地位恰如平安朝的天台及真言两宗。临济宗南北朝时代，临济宗师有两大重镇，那就是梦窗国师及大灯国师。梦窗国师(一二七六──一三五一)号疎石，十八岁出家，依东大山凝然受戒，游历诸方，学显二教，参访建仁寺的无隐及建长寺的一宁，万寿的显日佛国禅师传其心印。深得后醍醐天皇的敬仰，曾数度召入禁中说法。后醍醐天皇崩后，又得将军足利尊氏及足利义直两兄弟之归仰，并且受足利尊氏之请，建天龙寺追荐后醍醐天皇之冥福。他的国师号，即为后醍醐天皇所赐。其门下英才极多，嗣法者即有五十人以上，中以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牛津等，最为出色。大灯国师(一二八二──一三三七)号妙超，字宗峰，二十岁依佛国禅师出家，又入大应国师绍明之会下，参三年大悟而嗣其法。宗峰的禅风以峻严著称，受花园及后醍醐两天皇之皈依。当后醍醐天皇南迁吉野之后，宗峰即成为南朝之师，而与北朝之师梦窗国师齐名。嗣法弟子之优秀者，为彻翁义亭及关山慧玄。彻翁义芋，继住宗峰所创的京都大德寺为第二代，第三代法孙则为一休宗纯。关山慧玄，奉花园上皇之命，将其离宫改为妙心寺，成为妙心寺第一代祖。此后的临济宗，即以妙心寺为主要中心而发展延伸，至其第六代法孙雪江宗深之门，便分出四派，此后遂为日本禅宗的最大主力。五山十刹临济宗各系法嗣相承，以京都及镰仓为中心而极其繁荣。到将军足利义满时代，(一三六八──一三九四为其禀政期间)仿效中国制度而建五山十刹制。以京都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加上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两个五山，合为十刹，受朝廷及幕府的崇敬而列为官寺。但又以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的地位之上。此一制度，为我国宋代仿效印度五精舍十塔而起。据余又荪的宋元中日关系史说：南宋宁宗时，仿印度五精舍十塔之故事，于江南之禅寺中，亦定其等级，有所谓禅院五山。其后又定十刹，次于五山之下。据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说：按宋代之五山，为径山万寿禅寺、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天童山景德禅寺、净慈山报恩光孝禅寺、育王山广利禅寺，此均于日僧有密切关系。又说：日僧冈尔辨圆、神山荣尊，入宋时曾参诣师范。渡日宋僧之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亦径山师范之弟子。至若距宋都临安较近之灵隐、净慈二山，日僧挂锡或参谒于此者，亦在在有之也。因而此等入宋禅僧归国后，亦传宋之五山十刹制于日本。不过，中国的五山十刹之名，是固定的，日本的五山十刹，则因时代而有改变。在京都及镰仓的两个五山之外，同时两地各又加上十刹，合计成了三十个寺院的总称。(参考桥三正的概说日本佛语史二十一章)曹洞宗大致上说，临济宗的发展，与京都及镰仓的公家武家有关，相对的，于地方的大名及农民间的传播，则为曹洞宗。武士共分七阶，由上而下的次第是：将军(一位)、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乡士、浪人等七阶。以武士(武家)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又分有好多阶级的类别，例如(武)士、农、工、商。例如公家(朝廷)、武家、僧侣、神官、秽多(屠户)、非人(乞丐)。有一段时期，武家又有执权，朝廷受制于将军，将军受制于执权，是三头政治，而以执权为政权的掌握者。曹洞宗的道元禅师，虽受朝野各阶层的敬崇，因其服膺不亲近王臣的师训，所以独对下层社会的教化努力。道元之门出孤云怀奘，怀奘之下出彻通义介。义介被推尊为洞门太祖，其下出了莹山绍瑾及寒严义尹两大禅师，曹洞宗因而大盛。莹山绍瑾(一二六八──一三二五)，先学于怀奘座下，后得义介之心印，创建城满寺。又承袭义介而继主大乘寺，再开永光寺，晚年则创总持寺。门下得法者有七人，中于明峰素哲、无涯智洪、峨山绍硕、壶庵至简，称为四哲。其后由明峰而开十二门派，峨山则有二十五哲，曹洞宗的门风乃为之大张。峨山二十五哲之中，尤其以大源、通幻、无端、大彻、实峰为最有名，而其通幻的门流特别繁荣，成为室町末叶曹洞宗的主流。大源门下有梅山闻本、了堂真觉，其法系由东海及北陆而波及山阳等地。通幻之下出有了庵慧明、石屋真梁等十哲，其法系自东国、北陆，而及于九州，接近各地方的大名，又建立根基于农民之间。曹洞宗以北陆为中心而向北至于奥州，向西到达九州。这与临济宗之以京都及镰仓的五山十刹为根基地者，适巧成为对比。(二)日莲宗与净土宗的发展日像及其门下日莲之下的日朗之门，出有日像、日轮、日印、日善、日传、日范、日澄、日行、朗庆，号称朗门九凤，而以日像最着。初期日莲宗，仅在东国及北国活动，到了日像，始向关西地方传播。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七岁依日朗出家。日莲入寂时，他仅十四岁，侍于病榻之际，受日莲之遗嘱，当向京都布教。二十岁，辞别日朗，巡拜祖迹，而入京都，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宫城东门，登东山，面对旭日，高唱法华经题，以为本宗在京都开教之发起，同时纪念日莲逝世的十三周年忌日。日像在京都布教，招致旧有诸宗的反感而加以迫害，十五年间，先后三回，世称为龙华之三黜三赦。龙华是日像所创的妙显寺亦号龙华院，此为日莲宗在京洛发展之滥觞。由于日像的精神感召，真言宗大觉寺的妙实，亦率其弟子，归投日像门下。妙显寺之建立，实系得力于妙实。日像临终，亦将后事托付妙实。妙实继为妙显寺的第二祖，门下出朗源，朗源出日霁、日实。日霁迁妙显寺至四条栉笥，改名妙本寺。日实开妙觉寺。日霁门下的另一弟子日实，开立本寺，日隆建本能寺及本兴寺，日明继主妙本寺。日明之下出日具，日具之门出日真而开本隆寺。目前则以本能寺为本门法华宗的本山，本隆寺为本妙法华宗(即八品派)的本山。当时与妙实并称，也在京都流布日莲宗的，尚有一位日印的弟子日静，他于北朝贞和元年(一三四五)，应足利尊氏之请而入京都，后创本圆寺于镰仓。日朝、日祝、日亲身延山守祖堂的第十一世为日朝，他于出家之后，尝游学于南都北岭，通贯诸宗而回归日莲。继任期间，全力振兴祖山，再建堂塔伽蓝，整顿山中清规，世呼为日莲再来，又称为身延之中兴。着有祖书五大部见闻记十七卷、元祖化导记二卷、法华草案钞十三卷、一代五时记十八卷等。日祝与日朗同时，是身延山第六世日萨的弟子，于京都开顶妙寺，晚年住顶源寺。日祝同时的尚有日亲(一四○七──一四八八)，这是日莲之后又一位态度激越而功绩辉煌的大师。他十四岁出家，二十一岁入京都，因将军足利义教颇有信仰法华之意向，日亲遂效日莲的立正安国论而造立正治国论一卷，献于义教，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说义教。终以其态度偏激，攻击他宗过盛，引起义教之怒，捕下狱中。狱吏屡施水火之刑，终不能动其初衷，乃至将铛烧红如火，加其顶上为冠，因被号为铛冠上人。坐狱计五百零三日，嘉吉元年(一四四一)，蒙赦出狱后，行化于北陆的出阳及九州一带，席不暇暖，建立寺院达三十六座。日莲宗发展的结果，门派也纷纷出现。总名为胜劣派及一致派。胜劣派下分出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法华宗、本妙法华宗、日莲正宗、本门宗，共计六派；因其日莲正宗和本门宗，乃系同出于日兴一位派祖，故又合称为胜劣五派。一致派下分出日莲宗(单称)、不受不施派、不受不施讲门派，这是一致三派。天文法华之乱由于人才辈出，日莲宗的势力日渐高涨，至室町之末，仅在京都一地，即有二十一寺，且其态度激进，致引起了与其他诸宗的争斗。最初是由于教义宗名的争辩，例如永正年间(一五○四──一五○六)，山门(比睿山)的圆信，着破日莲义，日宪出而与之笔战，日澄也着日出台隐记。结果对方便诉之以武力，天文元年(一五三二)攻烧山科之本愿寺。天文五年，又将日莲宗在京都的二十一寺，全部烧毁。并将日莲宗徒逐出都外。日莲宗在京都的势力，一时陷于绝迹的状态。此在日本佛教史上，称为天文法华之乱。到了天文十一年，又许日莲宗徒返归京都。天文十五年，便恢复了十五个寺。这是日莲宗徒在论争的措词方面太过激烈的结果，故在此后，再也不敢轻率破他宗，所以与山门之间，也能和平无事了。净土宗的分派净土宗自以然阿良忠为基础，开出了镇西流的六派，称为京都三流及关东三流。京都三流，即是(一)三条的真悟寺，了惠道光成立三条流。(二)一条的华开院，礼阿然空开创一条流。(三)宇治木幡的尊胜寺，慈心良空开出木幡流。关东三流，即是(一)唱阿性真的藤田流。(二)尊观良辨的名越流。(三)寂慧良晓的白旗流。在此镇西六流之中，以名越及白旗两流最盛。名越流，自尊观经明心、妙观，而到圣观、十声，传播于奥羽地方。十声创磐城的专称寺，此寺后为奥州一方之本山。圣观门下的良荣，在下野大泽山开创圆通寺，成为大泽流之祖。名越流即以此二寺为本所，繁荣绵延以迄于今。白旗流，是以武藏之白旗地方建一十乐寺而得名。自寂慧良晓，经定惠良誉、莲胜，至了实成阿而出了誉圣冏。圣冏(一三四一──一四二○)九岁出家。自二十四岁游学四方，探究诸宗，博学多闻，著述甚丰。内作革新之议，外则破斥异流，大张白旗流之教权。又定宗戒两脉相传之仪，即是传其本宗法脉，亦传律制的戒脉。其名著有选择传弘决疑抄直牒十卷，释净土二藏颂义三十卷，破邪显正义、观心要决集各一卷等。了誉的弟子西誉圣聪(一三六七──一四四一)，九岁出家，先学密教。二十岁会见了誉圣冏之后，始弃密教而入净土，敷扬师说，力弘宗义，并开增上寺于武藏之贝冢(东京市)。再说与镇西流相对的另一派西山流。自证空上人之下，又分出了东山、嵯峨、深草、西谷等四流。东山及嵯峨两派，法统传承不久即告中绝，深草及西谷两派，后世颇为繁荣。深草派，是以洛南深草之真宗院的地名而得名，以圆空隆信而发展出来。此派宗义之大成者，则为圆空门下的显意。显意之下又出道意及寿觉。道意开创圆福寺，寿觉住于誓愿寺，此后即以此二寺为本派的中心道场，而迄于今。西谷派，是以法兴净音创光明寺于洛西之西谷而得名。法兴之下出观性及观智。观性继承光明寺，观智则住洛东之禅林寺。此后即以此两寺为西谷派的发展中心。西谷派的中兴人物，则为明秀(一四○四──一四八七)，这是净土教中最富于哲学思想的一人，但其宗义则平易近人，颇能迎合民众的教化。净土真宗的分派此期的真宗，除了本愿寺，分有四大派：下野之高田派、京都的佛光寺派、近江国野洲郡木部的锦织寺派、越前的左道派。高田派以高田之如来堂为其发展之中心，后改称专修寺。由真佛，经显智及专空，而奠定此派的基础。再历定尊、空佛、顺证、定顺、定显。定显之子真慧为第十世，遂将专修寺的寺基移到伊势的一身田地力，而将此派的弘通，扩展于京畿、北陆等地，故被称为高田派的中兴之祖。真慧之下，门徒又分裂为二派：一拥应真，一拥真智，互争为高田派的正统。真智即至越前另起专修寺。以之对抗伊势的专修寺。经过百五十年的嫡庶派系之争，最后复归统一，仍似伊势的专修寺为中心。佛光寺派，由空性房了源立基。锦织寺派，由慈空立其基础。另有高田派下，进入越前的一文，由如道而倡真宗的左道，排斥本愿寺的觉如为邪义。此一系统后来出有四派：出云寺派、诚照寺派、山元派、三门徒派。本愿寺与莲如对以上四派而言，京都大谷的本愿寺乃是独立的，这是留守亲鸾影堂，也即是由亲鸾女儿觉信尼的子孙所传的一派。由其曾孙觉如而将影堂命名为本愿寺。但此派曾有一度没落，直到莲如(一四一五──四九九)出世，方见中兴。营建本愿寺于吉崎之山上，房舍达一二百轩，并将教势自北陆推展至奥州境内。从他所写许多的御文之中，可以看出莲如教化的重点，是在地方的民间。他的宗义平易简明，深受民众欢迎。可是，越前专修寺的门徒，与本愿寺门徒之间，也发生了轧轹。越前一派联合了丰原寺、平泉寺及加贺的白山寺，因为莲如成立第二山门而加压力，卒因加贺地方的守护富樫亲政，党于真慧派的越前专修寺门徒，文明八年(一四七六)，率众来袭吉崎的本愿寺，莲如因此退去。文明九年，由于近江地方的门徒之请，又在山科地方建立本愿寺。前后费时五年，完成庄严宏伟的伽蓝，视之犹如佛国呈现，较之昔日的本愿寺，规模大异。莲如全力恢宏真宗之祖业，结果名实相应而感召了佛光寺的经豪，以及锦织寺的胜慧、豪摄寺的善镇，先后皆来归从莲如。至此，真宗各派，又复合为本愿寺及专修寺的两大主流。一向一揆所谓一揆，是土匪、流寇、强盗的意思。这在室町时代，是政府最感头痛的问题，前代有僧兵之祸，此期有一揆之乱。此在真宗门徒称为一向一揆，以其一心一向弥陀如来的宗义而得名。在日莲宗门徒，则称为法华一揆。这纯粹是因群雄割据，各霸一方的诸藩之间，彼此虎视，相吞相并。所以各皆利用宗教的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起而煽动宗派集团的武装斗争，期藉宗派势力的延伸，发展各自政治势力的范围。文明七年(一四七五)，莲如因吉崎的本愿寺受专修寺门徒袭击而离去，本愿寺门徒遂对付政亲，专修寺门徒皆助政亲，于长享二年(一四八八)六月，开战于高尾城。结果本愿寺门徒大胜，并挟胜利余威，长驱直入，而致越中、能登、越前等北国地方，顿形大乱。此后又在尾张三河地方，专修寺门徒协助德川家康，本愿寺门徒即于永禄六年(一五六三)，结集大军对抗家康，结果是以媾和终局。室町末叶，大名织田信长，志在平定全国而成统一之局，故自尾张地方，起兵西上，并预选大阪石山之景胜地方，为其雄图之策源地。故于元龟元年(一五七○)，商请本愿寺将石山的寺基迁移转让，但遭拒绝，因而激怒信长，举兵进击本愿寺。本愿寺飞檄全国门徒告急，门徒结集，死守石山，信长大败，仅以身免。元龟二年，信长卷土重来，攻击长岛之门徒，又败。第二年再攻，第三年三攻，结果也以媾和收场。但却阴谋设伏于城外，门徒出城，皆遭屠杀，长岛的一揆，即因而绝迹。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信长转向越前，进入加贺，又将越加一揆渐次平定。自长享二年以来，一向一揆之乱，至此已近百年了。本愿寺门徒与织田信长开战，亦达十一年之久，始于天正八年，双方成立媾和盟约。时宗及融通念佛宗时宗在一遍之后，分出五派：二世他阿的游行派、净阿的四条派、圣戒的六条派、作阿的市屋派、心阿的奥谷派。在二祖他阿门下，又分出三派：内阿的当麻派、解阿的解意派、王阿的御影堂派。到了第八世国阿之下，又开出灵山及国阿两派。再加上由一向所开的一向派及天童派，共计十二派。但其各派完义无甚出入，现在他们也不再自唱派名，法水一味，同一源头。今以莲华寺、金莲寺、无量光寺、正法寺，为其大本山。此期间的融通念佛宗，由于良尊的出现(一二七九──一三四九)，一度中兴。他对河内大念佛寺的复与，使得一度中衰的本宗，又在东国地方弘通起来。(三)吉野及室町时代的佛教文化寺院与经济制度在镰仓时代新成立的禅宗、净土宗、日莲宗，均与上下各阶层，普遍地发生密切关系，对于国民生活的接触，非常深刻，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集散，也以寺院为中心了。那就是各地的寺院或神社，推行一种叫做赖母子的经济制度，又称为无尽钱。这是推行于中国唐代佛教，特别是与三阶教有关的无尽藏法，由留学僧输入日本的。是储蓄生息或类于保险储金的一种地方金融事业，故为地方带来了经济的安定与繁荣。再说寺院本身的经济。赖母子本系寺院之间的互助会，后来发展成为各地方服务的组织。可是寺院方面，仍有特殊的经济制度，他们除了信众随时的布施及寺领的不动芦为其收入之外，尚有一山共济的制度，即在一山之内的共济共荣。此可以妙心寺及长福寺的办法为代表。尚有对外营业的方法，基于福田思想的原则，寺院兼营药剂及药材的贩卖；又基于布施屋的延伸，寺院兼营了旅舍业务，称为宿院。稍后寺院与旅舍虽分离，仍为寺院的业务之一。另与旅舍有关的，寺院经营浴室，称为寺汤。寺院与教育原来，僧侣为了教育其弟子及乡里的儿童，而施行的教育，自奈良时代之前，业已有了，后来由于官设的教育衰微，到镰仓时代以后，寺院即成了学问的中心，僧侣负起了民众教育的责任，此被称为寺学问。寺学问的主要科目，是和汉两种文字的学习，以及和汉书籍的读诵和阅览。除了知识的传授，尤其重视精神生活的薰陶。当时所用的教科书，例如：伊吕波歌、实语教、童子教、庭训往来，皆出于僧侣之手，故含有相当程度的佛教思想。像这样的所谓寺学问，非常普遍，但亦似有高低等级之分。根据古拉斯的日本西教史以及蒙达农斯的日本记所载，当时在京都附近有高野、根来、比睿山等五个自由学校，各有学生三千五百名。所授课目有修辞学、雄辩学、历史编纂学、天文学、诗、算术等。这是西洋人的记载。不过，在下野国足利地方，当时有一所足利学校，那是当代最完备的教育机构，由将军足利义兼创办，在其盛时，有学徒三千，目的是在教育足利氏一族的子弟，但也收受海内各地的优秀子弟。该校的校主由僧侣担任，教师亦多是僧侣身份。当时的京都，由于五山文学是以诗文为主，对经学之研究，不甚重视。足利学校则受中国宋学新注(朱熹之学)的影飨，重视经书之讲授，特别对于周易之研究，成了该校的专长。五山文学所谓五山文学，是由五山十刹的禅僧发达起来的文学风格。因为五山禅会，均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故此五山文学，实即是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发扬。包括诗、文、语录、传记、塔铭以及像赞等。一般均以一山一宁为五山文学之祖，然以日僧而言，应推一宁的日籍弟子雪村友梅为其初祖。友梅于十八岁时，德治二年(一三○七)入元，历游江南名刹，交结当地名士。旋因当时元日交恶而疑友梅是间谍，本拟处斩，临刑，友梅即诵出无学祖元的名偈，刑官闻之，感服不已，后闻于朝廷乃被赦。他在中国凡二十三年，故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友梅肇其始，后梦窗疎石，乃集其大成。日本的汉文学，可分三期：初为平安朝贵族所作的中国文学，次为本期的五山文学，三为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儒者所作的中国文学；但以五山文学为最优秀，毫无和臭意味。五山文学的作品，其著名者有：东福寺虎关师炼的济北集、建仁寺雪村友梅的岷峨集、中岩圆月的东海一鸥集、天龙寺绝海中津的蕉坚集、南禅寺善堂周信的空华集。此外，别源圆旨的南游东归集、天岸慧广的东归集、愚中周及的草余集，也很有名。正由于汉文学的发达，也就渐次注重到中国的儒学，所谓朱学的朱子学风，也由禅僧自中国传入了日本。此固为江户时代的儒学之盛，开了风气，对于佛教的本身则未必有利。禅宗本以不立文字为原则，后因语录的记载而有禅宗特有的文体。日本禅僧终致于贪著文学而转向儒学，其结果，竟有僧侣返俗而成了儒者，此乃五山文学极盛以后的恶果。元日交通的影响日本与元朝既以警戒的态度设防备战，却也不禁日人赴海外通商，其目的在获取贸易之利。同时，元朝既对日本两次出师均败于暴风，便改怀柔政策，宽大待遇日商，因此，日商来元者，趋之若鹜。此类商船，最早为天龙寺的筹建经费而核准的。当时足利尊氏反叛后醍醐天皇而使其南迁吉野，但在后醍醐天皇崩后，足利尊氏及其弟足利直义，为了安慰其灵，以除生前所结之怨，乃决定在京都之嵯峨造天龙寺，以荐冥福。由于经费无着，遂用通商抽税的办法来解决，故名为天龙寺船。以后凡来中国的日船，元朝均以天龙寺船呼之。既有商船来往，中日两国的僧侣，亦多有交流。入元的日僧，人数不可胜计，据木官泰彦的统计，有名可考者达一百五十三人，唯多平庸之辈，较有贡献的则有可庵圆慧、龙山德见(随他去日的元人林净因，初以馒头制法传于日本)、雪村友梅、孤峰觉明、祖继大智、古先印元等人。至于元僧之东渡而有史可考者，计十二人。例如一山一宁、西涧士昙、石梁仁恭、东里弘会，东明惠日、灵山道隐、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东陵永玙等。他们各人对日本文化，均有深长的贡献。最最杰出者，首推清拙正澄。他是杭州净慈寺愚极智慧的法嗣，住上海之南的松江真净寺。入元日僧，慕道来参者极众，因而盛名腾于日本的禅林，执权北条高时遣专使召聘，于元晋宗泰定三年(一三二六)赴日。因他长于诗文，对五山文学之发达，贡献良多。他又将百丈清规传于日本，使日本的丛林，有规矩可循。又因与多数武士接触，对武士的精神生活之影响亦甚大。尤其是武士也采百丈清规的长处，尽入于武家的礼法之中，小竺原贞宗，乃日本武家礼法的鼻祖，他却是正澄的弟子。一山一宁居山本二十年，对日本的文学、书法、绘画，有莫大的影响。日本的入元僧侣，除了携返经卷典籍之外，也带去了释迦、观音、文殊、普贤、十王、罗汉、达磨、布袋和尚、寒山、拾得等像，以及山水、人物、动物、花卉等宋元名画，此于日本书画史上，促成了雄伟的书风与淡雅的墨绘。
六、江户时代(一)江户幕府的佛教政策织田信长与佛教战国之末，织田信长起而举兵，统一封建诸大名的割据局面，可惜驭下太严，卒致在京都途中的本能寺，为部将明智光秀所弑，统一之业，功败垂成。继其遗志而统一日本的，乃是他的部将丰臣秀吉，先破明智光秀于山城之山崎，复与德川家康议和，又降西方九洲之岛津氏，再灭东方之北条氏，而致群雄皆服，统一大业，终于告成。再说织田信长，在他经略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受到佛教一揆的阻挠，所以，凡是与他为敌的寺院，均受到重大破坏，例如从元龟元年(一五七○)到天正八年(一五八○)对于石山本愿寺的攻略，元龟二年对比睿山的焚烧。加上天文年间的法华之乱，一时间真宗及日莲宗的教势，在京内外大为低落。正由于佛教徒被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信长即以对基督教保护鼓励的政策，一则藉以摄受西洋新文化，一则用以牵制佛教。丰臣秀吉与佛教秀吉平定全国，为了纪念功业，大兴土木，营建伽蓝，铸造大佛。此系实行兵农分离政策，解除民间武器，收归公有，用以铸造大佛而彰和平事业。方广寺大佛殿之地基，南北五十五间(以曲尺六尺为一间)，东西三十七间，高一间半。大佛像纯以铜铸，堂高二十丈，像高十六丈。大佛殿后毁于地震又毁于雷火，秀吉死后，到了其子秀赖手上，再修完成，铜佛像高达六丈三尺。也正因为建大殿铸大佛，以及修整其他许多佛寺，秀赖所费不赀，此乃出于家康的阴谋献计，用以扰乱秀赖的财政。且其竣工之期，因钟铭刻有国家安康四字，以致德川家康借故说秀赖不避家康之讳，大兴问罪之师，结果招致丰臣氏的灭亡。秀吉对于佛教政策，先来没收寺领不动产，又以寄进(布施)的名目，发还其一部份，因此他就掌握了寺院的经济命脉，剥夺寺院在中世时代的威力，同时又对比睿山、高野山、本愿寺、兴福寺等的复兴，予以援助。总之，他对佛教是采取控制而怀柔的政策，秀吉之世，立显如的季子光昭为本愿寺的第十二世，德川家康则立显如的长子寿光为法嗣，另于乌丸七条地方，建东本愿寺。从此，本愿寺即分立为东西两流。德川幕府与佛教德川家康于丰臣秀吉殁后，即在庆长五年(一六○○)建立江户幕府(今之东京) ，此后二百六十余年，即为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在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时，日本的寺院势力，已经大为下降，不如中世(从奈良镰仓至室町时代)的寺院，在军事、经济方面，竟与公家、武家，鼎足而立。至德川氏的政权成立，对佛教乃站在保护与干涉的折衷地位，既然寄进(布施)诸大寺的寺领财产，又将佛教纳之于他的封建政权的体系之中。法度对于佛教制约，是用法度(法令)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庆长十三年(一六○八)首先颁发比睿山的法度七条，其后陆续颁布了净土宗诸法度，以及净土西山派、真言宗、五山十刹、大德寺、永平寺、总持寺等诸法度。这些法度，大抵是严格规定寺格的区别，僧阶、职制、座次、住职的资格，紫衣等袈裟及特殊上人之号的敕许，授戒法脉的限制，出家的规定，末寺对本寺之命令的遵守，说法的限制，募化财物的取缔，寺社建立的限制，邪教流行的禁止等项。其中特别以寺院本末制度的确定，收效最大，此一制度在镰仓末期，仅是法系上的本末关系，江户时代则是法令上的隶属规定，末寺必须服从本寺的命令及支配。各派宗内的事件，因此减少，诸宗之间若起争执，则受幕府的干涉，并且强制执行其裁断。门迹另有与法度有关的，就是对于公家佛教的规定，即是与皇室或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寺院，所谓门迹、院家、院室等，历来已久。德川幕府同样剥夺了他们的实力，仅给予空位及空权。元和元年(一六一五)颁发的公家诸法度之中，对于亲王门迹(法亲王主持的)寺院及摄家门迹(摄关家出身所主持的)寺院内，座位的决定，僧官的任叙，紫衣寺的住职，上人号的敕许，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扫向来以俗权而作影响的弊风。通称江户时代的门迹寺院，计有二十五所。天台宗的轮王寺、妙法院、圣护院、照高院、青莲院、圆融院、曼殊院、毗沙门堂、圆满院、实相院，真言宗的仁和寺、大觉寺、劝修寺、三宝院、随心院、莲华光院，净土宗的知恩院，法相宗的大乘院、一乘院。以上均为亲王门迹或摄家门迹，另有真宗的准门迹六所：东本愿寺、西本愿寺、兴正寺、佛光寺、专修寺、锦织寺。基督教政策与檀家制度织田信长保护基督教以牵制佛教，丰臣秀吉则以基督教冒渎神社佛阁，且窥之有领土的野心，故于天正十五年(一五八七)下令禁止，但仍欢迎与西洋贸易。基督教传入日本，是在西纪一五四九年，系耶稣会士萨维尔，由日人安治郎自马来亚的麻六甲引导而至。等到德川家康于关原战役(一六○○)之后，专以贸易为本，吸引外资及技术支援，对基督教遂取默许态度，基督教得此复活机会，迅即遍及全国，至庆长十年(一六○五)，信者激增至七十万人。律教师为布教的便利起见，乃设学校以培养传道之助手，并设医院、孤儿院、癞疾收容所，以吸收一般的信徒。可是，基督徒的思想行为，动辄违抗君父之命，此与封建政治及伦常观念，格不相融，且以英国及荷兰因商业竞争而说西班牙在日本有领土野心，家康遂下令禁止。为了禁教而引起了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的基督徒岛原之乱，幕府深感基督教之弊害，便开始了所谓锁国政策。如何根绝基督教的潜移默行而防止其死灰复燃？幕府便利用佛教的基础，建立所谓寺檀制度，以彻底肃清基督教的余势。寺檀制度，是将全国每一个国民均纳入佛教的组织，不论你加入那一宗派，均算合法。最初是对基督徒之转入佛教者，须取得寺院之证明文件，叫作寺请证文，证明他确已脱离基督教而改信佛教。后来则使全民皆得归属于佛教的寺院，人人皆择一宗之一寺而自为檀越，称为檀家信徒，并负维持寺院费用及其住职生活的责任。更进一步，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特权，檀家信徒若遇结婚、生产、死亡，乃至移址、旅行、畜奴婢等事，均得与所属寺院联系勘录而取得证明，以证明其身份。由于寺檀制度的建立及法度的限制，寺院及僧侣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但也失去了活泼进展的朝气。存应、崇传、天海德川家康的晚年，他所亲近的僧侣，即是存应、崇传、天海三人。源誉存应(一五四三──一六二○)，是增上寺的第十二世，天正十八年(一五九○)应家康之召，去关东，屡谈法义，极为优遇，并为家康及其子秀忠，授圆戒宗要。崇传(一五六八──一六三三)于庆长十年住南禅寺金地院，寺院法度的制定，他颇参预其事。因为家康初以寺院司理外文任务，三要元吉、西笑承兑之后，即由崇传继之，得展长才于政治工作之中，故此深受家康之敬重。天海，他的寿命很长，有说长达百三十三岁，最低之说为一百八岁，寂于宽永二十年(一六四三)，早岁登睿山学天台，深入阃奥而傍达诸宗，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之后，历住武藏的多喜院及下野的宗光寺，后为家康赏识，重修多喜院而称为东睿山多喜院，又被任命为修造日光山的领管。元和二年家康薨，择日光山建东照宫以为灵厝，天海则称受家康遗命，主张用神道及佛法两部习合来祭祀家康之灵，大祭之日，即以天海为导师；并据天海的意见，为家康追奉东照大种现之神号。日本刊行的第一部大藏经，称为天海版或宽永版，即是由天海得到幕府的支持，而于宽永十四年开刻，经十二年而完成，计六千三百二十三卷。(二)隐元东渡与黄檗宗唐船与唐寺日本的政教风物，受唐代文化的影响极深，所以凡称中国，不论是在唐朝以前成唐朝以后，乃至到了明清之后，一律名之为唐。故此所谓唐船，不是唐朝的船，而是江户时代从中国去的商船。江户时代，日本对外关锁，但对中国的商船进口，则采限制政策。当时的唐船，大多停泊日本南国的长崎港口，根据长崎实际的记载：唐船不分四季，以小舟载价值银五六贯，或十四五贯之货物，数艘俱来，作交互贸易，间有自愿逗留，娶妻生子而安居于此者。但是唐船进口，均受检查，贞享四年(一六八七)竟发现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走私进口者三十八种，因康熙皇帝当时眷顾天主教，在华南一带颇为盛行，殊不知日本锁国即为禁教，此乃唐船自找麻烦。由于留住长崎的中国人多了起来，他们是外侨，虽不适寺檀制度，可是中国人也信佛教，这些来自南京、漳州、福州的华人，为了实际需要，便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寺院，这就称为唐寺。当时在长崎有三大唐寺：江浙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州和泉州帮的福济寺。这三座唐寺，迄今仍留于长崎市内，不过现在是由日僧主管，当年则是由中国请去的禅僧住持，隐元隆琦即是由兴福寺出名聘去的一位禅师。隐元隆琦隆琦禅师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六十三岁东渡，八十二岁，清圣祖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圆寂于日本。隆琦是福州林氏子，九岁入学，十岁即辍，而业耕樵。十六岁时，一天夜晚卧于松下，仰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心窃异之，以为此非仙佛难明，遂启慕佛之念，二十二岁至普陀山，礼观音，并投潮音洞主，为茶头，日供万众，不以为苦。二十九岁登黄檗山，正式落发。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参密云圆悟，受心印。崇祯六年(一六三三)，费隐通容主黄檗山，举隆琦为西堂，十年补黄檗法席，大振禅风，复兴古道，住山七载而退。十七年主福岩寺，弘光元年(一六四五)，主常乐之龙泉寺，明年再返黄檗。清世祖顺治十一年(一六五三)，率门弟二十余人东渡。黄檗宗的开创隐元隆琦本为中国临济宗的法统，但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间，稍晚于莲池大师云栖祩宏，故其颇受莲池所倡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与古来的临济宗风已有不同，他到日本之时，亦不能与早期传去日本的临济宗相合，但他的宗风，却极受日本诸禅僧的欢迎而竞相参谒，轰动一时，尤其是妙心寺的龙溪、秃翁、竺印，先请他到妙心寺，又转住普门寺。此后，隐元颇有西归之意，事为龙溪得悉，力加挽留，并且伴同至江户，于万治元年(一六五八)，谒见将军家纲，受到幕府之信赖，次年返京都，由于龙溪的斡旋奔走，家纲以山城治宇之土地见赐，作为寺基，宽文元年(一六六一)竣工，仍似他在中国所住的黄檗山万福寺为其寺号，并遵幕府之命，祝国开堂，自此，黄檗宗即与原有的临济、曹洞并称，而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三大派。宽文五年，幕府布施寺领四百石，免除税役。隐元则于宽文四年，功成身退，让席于木庵性瑫(一六一○──一六八四)，性瑫续建堂宇，确定一山之清规是以黄檗宗风益加振拔。隐元门下之嗣法者二十三人，其中除龙溪、独照性圆、独本性源三人之外，均为中国人。龙溪德学并秀，蒙后水尾天皇之信任，赐号大宗正统禅师，但他热心于万福寺黄檗宗的开创行动，颇受妙心寺一派的非难，故于宽文九年，干脆脱离妙心寺而成为隐元的法嗣。黄檗禅僧隐元门下，木庵性瑫与即非如一，称为黄檗宗的二甘露门，尤以木庵为着，当他继主万福寺法席之后，开三戒坛，为广大的信徒授戒，并下江户，见家纲，受寺领及金二万两的布施，以实万福寺的经常费及增建费，又由其门下的铁牛及潮音等之东下，在江户开瑞圣寺，随后，黄檗禅风因此而播于关东地方。木庵门下的铁牛、慧极、潮音，称为三杰。铁牛道机(一六二？──一七○○)，以自牧子自号，继席瑞圣寺。延宝六年(一六七八)，巡化下总地方，经营桩沼之开荒事业，拓出新田(年产量)八万石，晚年住于洛西净住寺。慧极道明继铁牛而主席瑞圣寺。潮音道海乃是神道及儒术兼学的人物，他在上野馆林地方，开创广济寺。另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铁眼道光，一是了翁道觉，均于日本文化有重大贡献。铁眼道光(一六二七──一六八二)，本是净土真宗的人，后皈依隐元，又亲近木庵，道誉极隆，天和元年(一六八一)完成了大藏经六千七百七十一卷的刊行，此对天海版大藏经而言，有普及版的性质，称为铁眼版。但他最足感人的事迹，是于天和二年的大饥馑时，作了贫民救济的工作，时人呼为救世大士，他也就在那年示寂。了翁道觉(一六二九──一七○七)，是隐元高足弟子高泉性潡的法嗣。宽文五年，他在江户不忍池畔，开药铺，自甘清苦，所得利润，悉数移作社会救济，养育江户市中的弃儿十多人。天和元年长崎大饥馑以及天和三年的江户饥荒，他都做了赈恤救济的工作。元禄七年(一六九四)，又在万福寺之前，创建天真院。黄檗山万福寺的法席，木庵之后，经慧琳、独湛、高泉等，均为中国人，直到第十三世竺庵净印辞职之后，始由日僧龙统元栋于元文四年(一七三九)继其法统，他是慧极的法嗣。但至延享元年(一七四四)龙统又举清僧大鹏正鲲自代，可是自从二十一世大成照汉之后，因清僧绝迹而由日僧住持，以迄至今。(三)诸宗的活动学问的奖励与檀林在寺院法度的规定中，奖励学问乃其重要的精神之一。僧侣之入山及出化，有其一定的修学年数和学业的程度。家康曾以学问料或硕学料之名(料是经费之意)，颁发各寺院，以奖励学问，于是，各宗纷纷兴办所谓檀林、学寮、学林等的教育机构，教育其宗徒，研究其宗学。此在镰仓末期，净土诸宗及日莲宗的宗学研究，称为谈议所，简称谈所，继此而兴者，便是江户时代的檀林。较早兴起的檀林是在天文法华之乱稍后，永禄年间(一五五八──)，由日莲宗的日光、日谛、日诠等，成立了三光无师会，到了天正(一五七三──)之初，日生在京都松崎及下总饭高两地，正式开创了檀林。江户初期，就一致派而言。有关东八檀林及京都六檀林，胜劣派别有七檀林。再说江户时代的学寮，最先出现的是长谷寺、智积院、增上寺、宽永寺，及本愿寺继之。元禄八年(一六九五)，本愿寺改建于东中筋，便改学寮之名为学林。大谷派的学寮则始于宽文五年(一六六五)。曹洞宗也在元禄五年开创学寮。檀林或学寮的组织，亦有可言者，一宗的最高职位称为学头，以下则有化主、能化、讲师等职称，学员的名称是所化。大体来说，江户地方以学寮为盛，京都地方以檀林为盛。所化的学员，多数是寄宿的，故在檀林或学寮之内，包括讲堂及寮舍的两部，当初的所化人数，各处均为五六十名上下，渐次增加，到了宝历及明和(一七五一──一七六四──)之顷，增上寺的所化人数达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之间。真宗本愿寺派的学林，在明和及安永(一七七二──)之际，即超过了一千人；江户幕府末的安政(一八五四──)年间，竟超过了一千六百人；至于大谷派，在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就已有了一千八百四十七名所化。檀林的课程方面，以日莲宗来说，先修四教仪、集解、观心，此为法华三小部，共六年；文义、文句、止观，此为法华三大部，仅是法华文义，又分新、中、古的三级，共四年；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的修学年数则无限制。再说净土宗的科目，共分名目、颂义、选择、小玄义、文句、礼赞、论、无部等九种，无部不限年数，其他八部则为每三年修一部。依照各人所修的年数，决定僧职及僧阶的资格。例如真宗派是照各人的修科目及年数而区分为新隶、下座、中座、耆年、上座、腊满等的阶次，求学十六夏以上者，称为腊满。由于学事兴隆，各宗的学者也纷纷出现。日莲宗学者日莲宗是诸宗之中学问兴隆最早的一宗，此期间，以日重、日干、日远最得令名，称为日莲宗的中兴之祖。由于宗学的兴隆结果，在宗义及宗风上，又开出了新的学派，对于原来的受不施派，由日奥及日讲二师唱出了不受不施派。日奥(一五六五──一六三○)，住于妙觉寺，当丰臣秀吉庆祝京都大佛殿落成之时，设千僧斋，日奥即唱不受不施，而拒绝参加，因慨日莲宗门之堕落，遂隐于丹波。后于庆长五年(一六○○)受德川家康之命，与大阪城妙显寺的日绍对论，仍坚持己说，故被流于对马岛。嗣后虽获赦，但此宗义即与基督教同样地受幕府禁止，直到明治年间，始公开承认它的派名，而以日奥为其开祖。日讲(一六二六──一六九八)修学其宗学于妙觉寺，深信日奥的不受不施义，并且起而倡导，于宽文六年(一六六六)撰著守正护国章，献于幕府，强调不受不施的宗义，因而获罪，流于日向(宫崎县)，七十三岁时，即寂于该地。后被推为不受不施讲门派之创祖。天台宗学者此一时期，天台宗出有妙立及灵空等诸师。妙立寂于元禄三年(一六九○)，五十四岁。他本为禅僧，后归天台，但他承受中国的四明知礼及灵峰蕅益的思想，根据四分律而反对天台宗学以圆、密、禅三宗一致的宗风，反对比睿山由来所传的大乘戒。因得轮王寺的宫辨法亲王的皈依，故于元禄六年，在比睿山建立安乐院，专弘妙立的律学，称为安乐律院，由其弟子灵空住持。灵空(一六五一──一六九八)是一位博学多闻而又持律坚固的名德，继承师说，全力宣扬，著作有六十余部二百卷。他又另于宽永寺建净名院，日光建兴云院，三山鼎立而盛弘宗义。因以安乐院为其中心，故称其所弘之律为安乐律。但此安乐派之成立，是由灵空的弟子玄门，于宽保三年(一七四三)始定其一派立条规。此后，出有宽永寺净名院的惠澄(一七七九──一八六二)，终生讲学不倦，大振四明学风。与灵空同时的义瑞，则遥承最澄传教大师的学风，而与灵空作宗义之诤，称为寺门派。此后又有敬光、敬长、敬彦，次第出现市倡复古之论，敬彦痛论安乐派之出于山家而又反对最澄，乃是不忠不孝。真言宗学者在家康时代的庆长六年(一六○一)，曾将高野的真言宗，分为学侣及行人的两派，制定一山两头，其后两派互争权势，诉之于幕府，幕府则出而一扫其纷争，以服从命令为准。当时真言宗在教义方面，又分为新义派及古义派。新义派有智山的运敞、丰山的亮汰。运敞(一六一三──一六九三)的著述达二百余部，藏书极多，称为运敞藏，被人敬称为近代师。亮汰(一六二一──一六八○)着有理趣经深密秘钞三卷等数十部。古义派自庆长年间的西明寺明忍，自誓受戒之后，再兴兴正菩萨所倡的真言律，大张戒学的讲筵。后来于元禄年间出有一位净严，开创江户的灵云寺，慕明忍遗述而自誓受戒，继续弘律。净严之后，即有慈云(一七一七──一八○四)出现，盛弘戒律，德化及四方，幕府以高贵寺为其弘律之本山，他将他所弘的戒律，称为正法律，因其主张大小威仪，百般规范，悉应遵照佛制，正法律之名称，即出于原始的律藏。临济宗与曹洞宗临济宗在此期间，有五位人才可足介绍，第一位就是受家康信任的崇传，他对江户幕府基础之建立，参与帷幄，颇着功绩。诸宗诸寺的法度，多半系出其手。宽永十年示寂，生年六十五岁。其次，大德寺的泽庵(一五七三──一六四五)，受到三代将军家光之皈依，创东海寺于东京市的品川区，大振宗风。妙心寺的愚堂(一五七九──一六六一)，在江户(东京市)开龙翔寺，盛弘所宗。愚堂第三代法孙白隐鹄林(一六八五──一七六八)，嗣道镜慧端之法，先住松荫寺，继开龙泽寺，晚年再住松荫寺，一生之中，巡游各地，诱化道俗，并着假名法语，阐扬临济禅风。门下有东岭，峨山、遂翁等人，今日自成一流，名为鹄林派。与白隐同时者，又有古月禅材(一六六七──一七五一)，他的法系传至今日，称为古月派。尚有美浓盛德寺的师蛮，于元禄十五年(一七○二)着成一部七十五卷的本期高僧传，收集日本各宗高僧一千六百六十余人的传记，乃系彼国最大部帙的僧传书。再说曹洞宗，此期间以永平、总持两寺为一宗之本山，统一宗务，隆盛宗学。元禄年间，出有月舟及卍山二师，先由月舟复兴古风，继而卍山承其宏业，着有宗统复古志二卷、广录四十八卷。二师之后，又有天桂、指月、面山诸人辈出，讲释祖书，曹洞之宗学，因此奠定基础，宗门学徒，多能兼学内外典籍，大开讲肆。延宝五年(一六七七)，又有清僧心越兴俦，应水户光国之招聘而到日本，住祇园寺，盛名振于一时。净土宗学者德川氏世代信奉净土宗而为檀越，所以净土宗因得江户幕府之厚护，大扬宗风。增上寺受家康之皈依，大建伽蓝，并订檀林制度，振兴宗学，除以此为中心的关东檀林之外，有十八檀林，每一檀林，无不学徒云集，那就是江户檀林五所，田舍檀林十三所。因此，净土宗的人才很多。京都知恩院的满誉，受二代将军秀忠之皈依，又得后阳成天皇的信任，使皇子良纯法亲王成为知恩院的法嗣。佑天愚心，受将军纲吉受其夫人桂昌院之归仰，并升为大僧正。袋中欲来中国未成，而至琉球开创桂林寺，后返日本，又在京都兴建法林寺。宽保及宽延年间(一七四一──，一七四八──)，出有贞极、关通、普寂、敬首、大我等诸大德。他们鉴于净土宗风的颓弊，所以力倡改革，极重戒律，尤其是敬首，兴起了念佛门中的律院制。此与天台宗的安乐律、真言宗的正法律，在时代精神上有, 相通的要求。因受宋儒朱熹及阳明学派指责佛教无助于伦理实践，故以振兴戒律来挽救危机。真宗学者真正分作西本愿寺派及大谷的东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在此时期，先有准如、良如、寂如等好学的宗主。学林之能化，则有知空、若霖、义教、功存、智洞等人，次第出现，其中以知空及若霖门下的法霖，最为优秀，确立某宗学之体系者，特别是法霖的贡献最大。法霖门下出僧朴，僧仆之门则有僧镕、慧云、崇廓、仰誓等人。至第十七世宗主法如之际，宗门多事，学林派的学者与非学林派的学者之间，发生了三业惑乱的纷诤，所以智暹着真宗本尊义攻击法霖之说为始，结果是由幕府仲裁处断而平。东本愿寺派，首于正德五年(一七一五)，设置学头及讲师，由西福寺的惠空担任，其后经慧然、慧霖，于宝历四年(一七五一)将学寮移至高仓，增建学舍，扩大规模。再经慧敞、深励、宣明、大含、德龙等的历任讲师，人数越来越多。但在江户时代，虽受幕府的奖励兴学，在思想方面却也受到幕府的控制，凡有新异之见，即遭幕府的取缔，并且加之以刑狱。佛教的黑暗面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中心渐次由京都及大阪而移至江户，同时儒学及国学勃兴的结果，幕府极受影响，儒生渐次抬头得势，对佛教则颇不利。在佛教方面，江户时代虽然人才辈出，对于社会教育、文化、慈善，也做得很多。可是，僧人生活有了固定的保障，一般缺乏活泼进取的精神，思想沉滞，形成为读经佛教的状态。同时，僧尼之破戒腐败，亦时有暴露，尤其是真宗出现了左道派，流行秘事法门或夜中法门。于是，社会的人士，纷纷指责僧尼为无用之物，儒学盛行的水户藩，因而首开废佛之端，着手摧毁佛寺，淘汰僧尼，并将佛像镕铸大炮，这是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的事。由于儒学及国学者的复古思想积极推展，除了废佛毁释，更倡尊王攘夷的主义。尊王观念的成熟，所以江户幕府的将军，便把大政奉还天皇，那就是明治维新的开始；攘夷观念的成熟，所以要恢复神道信仰而排斥佛教，那就是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的执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2期115-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