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佛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宗教，但如今人们提起佛教，似乎都会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中国一样具足汉语、藏语、巴利语系佛教，兼顾大小乘、显密法，不仅是从中国佛教的殊胜，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
为什么佛教在印度文明史上昙花一现，却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这或许是历史的际遇，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本土的儒道文化功不可没，在儒为体、道为辅的中国文化的滋养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与他们融合，自身也生机勃勃。
佛教初到中国时，与汉代神仙方术相结合，成为汉代道术的一种，汉桓帝“立黄老浮屠之祠”，与当时流行的祠祀同样看待。而随着中国历史上的血统和文化融合，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斗争、相互借鉴，逐步成为了中国宗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教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历时五百年，自汉起到南北朝终，主要是印度僧人和西域僧人对佛教典籍的翻译和佛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佛教的介绍阶段。在此阶段，佛教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般若性空的问题，一个是涅盘佛性的问题。前者后来发展成为“般若学”，后者发展成为“涅盘学”。此后《十地经论》、《摄大乘论》、《起信论》与《涅盘经》、《维摩经》相表里，引发了讨论佛性问题的热潮。后来引申出人性污染而佛性清净如何发生关系，对后世佛学发展和儒学转向影响深远。
玄奘取经影响着中国人对佛教的情感
中国佛教的第二个阶段是隋唐时期，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创造和发展阶段，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角主要是中国本土僧人，佛教的重心也从印度转向了中国，中国僧人的译经工作也比重也大为增加，其中诸如我们所知的玄奘法师就是这一阶段的翘楚。中国佛教高僧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工作，中国佛教中许多宗派开创人的著作就在此时问世。智、慧能、法藏、宗密、湛然等人的著作，以注释或讲解佛典的方式，以述为作，直抒胸臆，重在阐述自己的理论体系。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以述为作”是中国儒家文人惯用的传统，孔子的“述而不作”，荀门弟子作“十翼”托古阐述儒家思想等都是实际上都是“以述为作”。隋唐时期的僧人明显受到儒人影响，在治学方法上已经开始借鉴儒家。
玄奘远赴印度读经路线图
中国佛教的第三个时期就是北宋至1840年以前，这段时间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真正的融合时期。佛教的宗教精神与儒教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佛教的心性之学最终被植入到理学之中，使得儒人也“反求诸己”，注重心性之学。
唐朝后期，三教人士也由相互攻击变成了相互包容。隋朝李士谦曾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到唐朝后期宗密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五代时的延寿法师说：“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赞同佛乘”。宋代高僧孤山智圆自谓“宗儒述孟轲，好道注阴符，虚堂踞高台，往往谈浮屠。”明僧人智旭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以真释心行，作真儒事业”。
心学大师王阳明引佛补儒
宋明理学大师无不“出入于佛老”。周敦颐《太极图》来自道教的“先天图”，而后朱熹近道，陆九渊、王阳明近禅。相传王阳明捉到一个贼，他跟贼讲良知的道理，那贼大笑说：“你说说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王阳明说：“天太热，你把衣服脱了吧。”那贼脱了上衣。王阳明接着说：“还是热，把裤子也脱了吧。”贼说：“这，不太好吧？”王阳明说：“这就是你的良知。”王阳明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禅宗教人觉悟的方式。自唐僧师儒人治学后，儒人也法僧人教人觉悟，这是儒佛二教的美谈。
北京白云观文昌殿供奉着儒家至圣孔子和宋儒朱熹
事实上，古代的三教合一在今天依然有迹可循。北京雍和宫就供奉着“关公”，而北京八大处灵光寺也供奉“龙王”，北京白云观就供奉着“孔子”和“朱熹”。三教合一的遗迹似乎也预示着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鉴。也正是中华文化的包容，佛教虽产生于古印度（地理位置位于今尼泊尔），但却成为了中国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