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嫁给西藏活佛的红卫兵的独白

人死的时候，亲友们常常嚎啕大哭，以示万分悲痛。可我丈夫却说：“看到有的人那样哭死人，烦透了。死人的时候不要哭出声。”原来这与“坡瓦”有关。

第一次听到“坡瓦”这个词的时侯，我很奇怪。便问我丈夫“坡瓦”是什么？他说“‘坡瓦’是一种宗教仪式，人初死时诵咒，引导灵魂往生净土，到达坛城，享受极乐世界之快乐。”我不解地问：“按佛教的说法，灵魂能否到达极乐世界不是因为生前所做的善恶而定的吗？” 他说：“是的。但是，大多数人刚一死，灵魂不知所措，这时需要帮助，要为他超度，使其灵魂速飞往净土。”

1992年10月，我和我丈夫受俄罗斯大藏寺堪布丹增海布僧邀请，到了列宁格勒，住在黑河宾馆。一天，楼下住进一位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城来的病人，骨瘦如柴的84岁老太太。由她的外孙女，20岁的柳芭照料她。我们同在一个厨房里做饭，彼此友好相处。当得知老太太患的是胃病时，我把从国内带去的“三九胃泰”给了他一盒，老太太吃了两袋，仍然不见好转，半月后的一天下午去世了。

年轻的柳芭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哭喊起来。宾馆负责人谢尔盖来请我丈夫帮助她。我们走下楼，来到了死者房间。我看着老太太那张脸，害怕极了。两只深陷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嘴巴大大地张开着……。我想，她可能患的是胃癌，活活疼死的。可我丈夫却从容不迫，他给老太太头上盖了一张白纸，然后坐下来诵经。

突然，他一拍手，喊着“呸、呸”站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尸体蹦起来了。仔细一看，尸体倒是没动，可是死者头上的白纸飞起来了，从天灵盖骨处冒出了一段白烟，到窗口时消失了。我丈夫随即又把一条白布单盖在死者身上，然后示意我拿五百卢布给柳芭，表示悼念之情。当我们走出房门时，我看到柳芭的脸上毫无血色，惊恐地连“谢谢”也不会说了。

回到楼上，我问我丈夫：“那白烟是什么？”他肯定地回答：“那就是灵魂！”我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也不完全相信人有灵魂，我总觉得那白烟是人体内的一股精、血、气，受功力冲击，从皮骨最薄的百会穴出来了。

晚上躺在床上，我问我丈夫：“人死了，只要进行‘坡瓦’仪式，都能使灵魂进入极乐世界吗？很多迷信的人说跟活佛结婚的女人罪孽深重，要是我死了，你给我做‘坡瓦’后，我头顶上也会冒白烟吗？我的灵魂能往生净土吗？我的灵魂会不会象风一样到处飘荡，无处可归？”

说完我笑了。心想：真无聊，活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讨论起死呢？为此，我想轮换一个话题，补充说了一句：坛城那么美丽，一定有很多漂亮的仙女陪伴你，你会忘记我，甚至不认识我了……。他安祥地说：“什么仙女、美女，你见过腐烂的尸体吗？又什么是你，什么是我？头发是你，还是眼睛是你？手是你，还是脚是你？你常说我的牙齿长得好，到一定的时候我的牙齿会掉，掉了牙齿的贡单还是不是贡单？……啊，我说这些你不会懂，你就象一个小孩”。然后，幽默地加了一句：“又是红卫兵”。

“但是我真正地告诉你，生命无常，刚上床时的你已不是此刻的你，身体要离去，灵魂要转移，这是肯定的。夫妻嘛，最好是同时死，但一般的情况下不可能。如果你先死我会帮助你；如果是我先死，在我断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哭出声，要是大喊大哭，我的灵魂得不到安宁，一时烦乱，就会糊涂，那时很难说我的灵魂会到哪里……。”

“噢”，我记住了丈夫的话，在人刚死的时候，守护在身边的人千万不要哭出声，否则扰乱灵魂，“坡瓦”也许没有用了。

关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的故事我听过多次了，见到过的壁画也不少，因为他没有留下坟墓，所以在史书上都说“头七代藏王功毕归天”了。我丈夫指着经书对我说：“聂赤赞普在天上。”我抬扛似地问他：“天上？那好，天在哪里？”记得有一次我们坐飞机到北京，当飞机在高空时，我说：“我们现在在天上，你说的坛城在哪里？”

他说：“这个天与那个天相隔很远又很近，看到坛城既很难又很容易。”我说：“我想拜访一下聂赤赞普，能做到吗？”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看，“这就要看你的缘份了，反正聂赤赞普在天上，那里还有米拉热巴、松赞干布、文成公主……。”

前年，我们应邀到了拉脱维亚，那是一个风光秀丽、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位于波罗的海岸边。波罗的海海水平稳、湛蓝。我们曾与定居在意大利的宁玛派活佛海诺布和居住在台湾的朗钦杰布活佛等在海滩上同观日出、潮落……，我的学生和我丈夫的教友、弟子还踏着浪花，涉水给我们捡来琥珀。

据说，波罗的海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一片森林，由于大自然的变迁，现在成了大海，不出虾、蟹，倒是盛产琥珀。每当看到沙滩上捡琥珀的人群，我就会有趣地想：那些当年的松树油脂，不知道是腻味了海龙王宫殿的豪华生活，还是受龙王爷的派遣，竟转世成一块块精美的琥珀，在浪花护送下，来到世间，为美化人类的生活，舍身忘死……，这也算是普渡众生吧！

我和我丈夫在波罗的海边工作、学习、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在拉脱维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讲课内容有汉语、藏史、民俗。历史系主任莲娜是我的朋友，她年近四十岁，职称是副教授，本是俄罗斯人，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历史系，是我舅父的学生，后来跟一位拉脱维亚诗人结了婚，定居里加城。

莲娜的中文很好，为人正直、勤奋，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她忠诚友好地帮助过我们，并教会我很多俄语。可以说，我的俄语就是在她那里深造的。最初，我每次上课及我丈夫讲经都是莲娜当翻译。三个月以后，我可以用俄语讲课并给我丈夫当翻译了。那时，我丈夫常常往来于里加、塔林、明斯克、列宁格勒、莫斯科、乌兰乌德之间，给弟子和信徒们讲经。

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热尼亚的拉脱维亚人，是太极气功协会成员，年近五十岁，为人忠厚老实，神经健全正常，热衷于慈善活动。他说所有的宗教都好，他不专信某一个教派，他说他多次见到过住在另外一个星球的聂赤赞普。我丈夫对我说：“热尼亚的话是真的。”

热尼亚出生的山村紧靠波罗的海，村民几乎全部信仰天主教。每当星期六，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一座密林里，脱光全身所有的衣物，一丝不挂地绕林徐徐走动。他们说这是向上帝袒露一切。如果有人穿条短裤或戴着乳罩，也会被视为“对上帝不忠”。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欢迎陌生人“光临”。

但是，如果有人好奇地观望他们，或者拍照片、拍电影，他们也无所谓。我受热尼亚之邀请，到过这个山村， 看过他的乡亲们，还拍摄过他们成群结队裸体绕林祈祷的照片。同时用俄语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攀谈过。当他们得知我是从西藏来的，而且是活佛的妻子时，都格外友好亲切。

他们说：“我们的王在天的中心之上，其中一个王还到西藏去过，他当过第一代藏王。”为了证实他们的话是正确的，他们还拿出了许多衣服、裤子、裸子、袜子、腰带、手套等，指着上面的图案说：“这些图案、花纹就是他从西藏带回来的。”看着这些有“卍”符号，有太阳、月亮图案的衣物，确实与藏族人喜爱的图案相同或相似。

不过我依然不信。心想：在古代，生产力落后，文明程度不高，人们只能画出这些原始、简单的图案。我又问，这位藏王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皮肤发绿，眼睛发绿，眼皮耷拉到鼻梁上，手指间有蹼。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早晨或晚上，他们乘坐一架三角形的飞机，有五层大楼那么高。他们1990年、1991年都来过，1992年3月、5月也来过。他们很有礼貌地跟我们说话，但我们听不懂。五月份来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看到了。我说：“如果有照片就好了”。回答说：“当我们给他们照相时，他们就不见了”。

回到西藏以后，我又翻阅了很多史书，多次去罗布林卡的达旦明久颇章看藏族简史壁画。无论壁画还是史书上都说，聂赤赞普的形象是眼皮耷拉在鼻梁上，手指间有蹼相连。人们问他从哪儿来时，他指指天空。人们认为他是天神降临，随即“以肩驮之”，尊崇为王。“聂赤”就是“以肩驮来”的思思，“赞普”就是“王”之意。

去年和今年都有朋友从波罗的海来藏旅游。其中有一个朋友名叫安德烈，他神乎其神地给我讲了关于他见到“眼皮耷拉到鼻梁上，手指间有蹼的“外星人”的故事。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热尼亚和其它村民的身影。

他们不信佛教，不懂藏文和汉文，也没有到西藏旅行过。就算他们的“故事”是瞎说，可是他们的“瞎说” 为什么与罗布林卡达旦明久颇章的壁画那么相似？为什么与世界上不断传来的“外星人”的形象那么相仿？我想：在这个“明”的世界背后有一个“阴”的世界，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解决的问题。

正如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细菌一样，你不能说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我想，当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展时，我们会认识那个“阴”的世界，会看到另一个星球上的智慧生命和那位曾经当过第一代藏王的“外星人”。

我坚信有“外星人”，而且常常想：供奉在扎什伦布寺的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坐像铜佛——强巴，就是上古时代的外星来客，许多被称为神话和传说的东西，可能就是古人与外星人交往的真实记录。否则谁会那么聪明地绘制出那样稀奇古怪的形象？谁又会那么富于幻想地编造出与现实完全两回事的东西呢？

我相信我丈夫的话：“聂赤赞普在天上。”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校园里传闻于道泉教授在练习“飞”，人们以为那是笑话，甚至批判他。

进藏后，时常听“飞人”——米拉热巴的故事。我丈夫最崇拜的佛就是米拉热巴。他说：“我最愁的就是没有真本事。我要象米拉热巴那样修炼，我自飞。”我问：“人怎么能飞呢？”他说：“人可以飞”。

四年前，我和我丈夫在成都休假。我妹妹有个儿子叫杨杨，六岁了，长得白胖白胖的，十分着人喜爱。一天，他调皮地叫我丈夫：“师傅，徒弟前来参拜”，我们被逗得哈哈大笑。我丈夫一时高兴，说：“把门关起来”。杨杨“遵命”，关上了门。

我丈夫上了床，开始盘腿打坐。稍静片刻、他忽然“呸、呸”地喊起来，随即腾空而起，约一尺半高，“嗒、嗒、嗒”地在床上旋转起来。动作十分轻松，好象我们小时候做“单腿跳方”游戏一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动作，心嘭嘭直跳，杨杨也吓得连声叫喊起来：“师傅，师傅，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丈夫笑了笑，把功停了下来。后来我妈妈说：“你们真是叶公好龙。”

在列宁格勒大藏寺，我丈夫也有很高的名望。不论讲经，还是做佛事活动都颇有造诣。因为他跟我结了婚，而且没有穿袈裟，开始时，大藏寺的“喇嘛”另眼看待他。一天，来了一位日本和尚，穿着白衬衣，披着一件黄布袈裟，手里拿着一个鼓反复摇晃，前来招收弟子。

大藏寺的堪布居然给日本和尚摆了正座，把我丈夫摆在下座。在挤满了人的大殿里，这种做法令我十分不安。我内疚地想：为了我，我的丈夫不能穿袈裟，受人奚落……。我丈夫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在大藏寺堪布丹增海布僧和日本和尚都讲完经、做完法事后，轮到我丈夫了。

我担心地盯着他，他向我扫了一眼，接着开始讲经，最后表演了“飞”的动作。他腾空约两尺高，全场的人屏住呼吸看着他。此事轰动了整个列宁格勒，电视台前来采访我们，并拍摄了十八分钟的电视片在莫斯科及整个欧洲国家放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王凤祥先生，特地设宴祝贸我们，说我们为祖国争了光。

关于人可以“飞”的问题，已引起世人关注，我觉得这不是“幻想”。

我相信我丈夫的话：“人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