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
能海上师早年弃商从戎，立志报效国家。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为军界培养了大批将才。三七年泸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师不愿沦于日寇的铁蹄下，毅然带领徒众四十一人回四川，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由文殊院住持道悟和尚将该寺下院石羊场近慈寺交给法师开创为藏密黄教道场，题额为“护国金刚道场”。率领徒众每日诵经祈祷，息灾护国，并常赴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主持“护国息灾法会”，宣讲《仁王护国经》，号召佛徒抗日救国。
五世格达活佛
1936年3月，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全力支援红军：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
振臂疾呼的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金刚无畏的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
保国护教的弘一大师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种保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倓虚法师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殉国后，他的头颅被运往长春。日本关东军最后决定将赵尚志的头颅焚烧灭迹。就在准备焚烧时，般若寺住持倓虚法师及时赶到。由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多次去般若寺拜见，所以，经过倓虚法师的智慧周旋，终于将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保护了下来，掩埋在般若寺内。
虚云法师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0年，广州沦陷，至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以为赈济灾民之用。
印光大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大师痛心疾首。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找印光大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印光大师当即拒绝。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
巨赞法师
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抗日高僧。抗战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的鼓励下，1939年秋天，于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任协会宣传股长。是唯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法师。
九世班禅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31年，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驻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
诺那·呼图克图
名扬一时的西藏诺那·呼图克图（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其时正在内地）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诺那·呼图克图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