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近九十年来的年月，面临存亡的边沿，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叙说。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虽是独特，但也不值一说；也曾骑自行车，从三层楼高的小丘陵，冲到深沟，车子跌得破坏，人却丝毫无伤，这也不值得一谈。甚至在战争中，枪林弹雨，多少次的九死终身，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作业，但是贫僧仍是有许多受难的进程，在此一说。年少家贫，这不算啥苦难；军阀、土匪的打扰，仍是一个孩提的我也不明白得惧怕；对日抗战，枪砲枪弹齐飞，总想不会打中我，也不知道危险。落发后，受的是打骂独裁的教育，但贫僧认为这是当然的教育，也不觉得是苦难。直到十七、十八岁，在栖霞山现已过了七年年月的我，遽然给师父开除，苍茫出路，不知道何处去安身，这才觉得初次苦难的年月真的来临了。我十二岁落发的时分，师父志开上人只是栖霞山的监院兼律学院的训导主任，到我十七岁那一年，他现已是院长了。做院长的师父为何要开除我呢？原因是，我年少出生在扬子江边，家门口不远处便是运河，常常戏水，可以说水性很高。落发往后，在栖霞山上，连个池塘都没有，就好比青蛙、乌龟，遽然一会儿到了干旱的本地，简直危如累卵，真是苦不堪言。但这还不算苦难，因为我还能活下去。青少年养成好动的习气难以更改，初步在小型的律学院里，就建议打乒乓球，虽然受责怪，但后来师长也是不了了之。对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言，打乒乓球也不可滋味。这时分，同学里有一位师范毕业的青年同学，拿手打篮球。我常常听他叙说打篮球的长处，因为贫僧当时身兼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也就想来计划篮球场，鼓动同学打篮球。篮球场位在栖霞山山门外，场所很广阔，但篮球架、篮球如何取得，就没有办法了。不过，那时分栖霞山寺山上的森林常常有人会来盗伐树木，寺院里有时分会派我们巡山，驱赶这些偷伐树木的乡下人。我在他们身上动了脑筋，把他们盗伐的树搬回来，做成篮球架子，变卖一点代价，换了框子和篮球回来。就这样，我们初步打篮球了。栖霞山寺地处偏僻山区，平常没有人交游，在山门外奔跑呼吁，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有一天，意外师父从那里通过，给他看到了，他认为我在山门外奔跑呼号打篮球，实在有丢失发人的体统，一怒之下，调集大众，宣告开除领头打球的我。但是住惯了七年多的栖霞山，一会儿开除了我，我要到哪里去呢？遽然觉得长进苍茫，不知如何是好。不由感到一自己没有出路、没有依靠、没有将来，好像宣告了死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脱离了栖霞山寺，莫非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吗？回想起来，这是初次切身感受的苦难。后来有幸，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二十岁那年的冬季，遽然对学院的教育准则不满，就从焦山写信寄到栖霞山，需要师父让我回祖庭礼祖。记住有一天晚餐往后，我到院长室需要乞假脱离焦山佛学院；当时刚就任院长的东初法师，听了我的话往后大怒：「不是期头、期尾，如何遽然想起要脱离焦山？我们有啥对你不好吗？」我千说万说，他都不给假。因为东初法师的辈分很高，他甚至发狠说：「便是你的师父也要听我的话，你怎敢不听话呢？把训育组长现华法师找来！」训育组长现华法师闻讯很快就赶到了，院长指令：「把这个学生关起来，不要让他脱离。」我想到，以前在栖霞山，我不要脱离，院长要开除我；现在在焦山，我要脱离，院长要关闭我。那时分我也不明白，关闭毕竟是不是像闭关一样，是一年呢？三年呢？都不知道，我也好像违法被判了刑似的。不过，我现已得到师父的允准，他要在镇江搭几点的火车，要我赶往会合，准备带我回宜兴大觉寺礼祖。当然，我未雨绸缪的跟训导处抵挡，啥东西也没有带，身上连路费都没有，在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到江边叫了渡船送我过江。船夫倒也善意，虽然才在天将微曦的时刻，他仍是摇摇晃晃的带我过江去了。快要抵达彼岸的码头之前，好像在焦山这边的码头有人挥手大叫，船夫一听，遽然对我说：「你是溜单的吗？」他认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带回去。我心里有愧，但也不敢开口，心想：「这下子真是苦难来临。」及至回到焦山的码头边，才知道，正本是一位老师也想过江，因此叫船赶快回来。那位在家的老师一登船往后，我就理直气壮的责怪那位船夫：「你如何可诬赖我溜单呢？」他连声向我抱歉。到了镇江，我登上了岸，赶紧跟师父会合。有关去留，是我感觉到的又一次苦难。到了祖庭大觉寺，我们的庙是以务农为业，没有香客、没有信徒，只需靠几个工人耕田，坚持生计。我正本便是农家子弟，回来后，当然投身以农为业，也不认为苦。正在这个时分，宜兴的教育局录用我担任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我觉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没有受过标准教育，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看过学校，我如何能做校长呢？但功德来临到我的身上，机遇可贵，我不能推托，所以想办法「做中学」。从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觉寺里，我的志向是一面在大觉寺建立一座农场，办好一所学校，让社会不至于讥讽落发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分利分子。但是，走运的后边，苦难的日子却随之而来。一年半后，虽然白塔山位在穷乡僻壤的区域，白日，因为刚抗战成功不久，国军常常来巡查，他们一来，我们寺庙里悉数的牙刷、毛巾都一网打尽，这也可见得，当时的国军他们很是赤贫。晚间，共产党的游击队前来问我们：白日国民党的戎行来这儿做啥活动？夹在国共斗争之间的痛苦，生命犹如游丝。听到寺外的狗吠，老是胆颤心惊；有时分深夜得爬到屋顶上，巡看邻近有啥土匪坏人，因为据闻我的一位师祖，便是在大觉寺给土匪砍断了双腿。总算有一天深夜里，遽然十几枝枪对准我的床，把我叫醒。我也不知道是国民党？共产党？仍是本地的土匪？我双手给他们綑绑起来，走在田间小径，我也不知道那些村庄路程。走了一、两个小时，把我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里面有近百人，有的人被绑在柱子上，有的人四肢被反绑在地上。我进到里面的时分，他们正本要用绳子把我吊在屋梁上，有一自己在要吊我的人耳边说了几句话，我才被免掉一些灾祸，让我坐在地上。在房子里面，和外面完全隔绝，没有任何音讯，我们也不敢相谈，摆布都是监控的人，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也不知道毕竟是啥人和自己有啥冤仇。一天、两天以前，我记住快到有两个星期，每天都看到两、三自己被叫出去，不是被打得遍体鳞伤，用门板抬回来，或许一去便是枪决不回了。两个星期后的一天，遽然叫到我，把我五花大绑，记住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阳光普照的下午，但是我觉得太阳非常昏暗，恰似被绑赴法场，即将要被枪决的姿势。但很乖僻的作业，我一点都没有惧怕，只是感到遗憾，我才二十一岁，在这儿即将被枪决牺牲生命了。师父不知道，家人也不晓得，人生真是像水泡一样，如《金刚经》所说：「悉数有为法，如空中阁楼。」后来，那许多人把我带到其他一个房子，里面都是像老虎凳之类的刑具，应当是对监犯严刑拷打的本地。有一位先生约莫三、四十岁，跑来跟我讲：「我们知道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不为难你，你看看这些刑具，悉数仍是招供吧！」我正要答复他：「我不知道要招供啥。」他遽然起坐，周围有自己找他，讲了几句话往后，他的心情立刻改动，就叫人把我带回正本幽禁的房子内。第二天，也没有要保人，也没有问话，就把我放出来了。在门口，有师兄来接我，我想大概这十多天来都是师兄想办法给我迎救，回想起来，他们毕竟实在的身分是啥，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但从此，就不敢在学校担任校长，也不敢住在祖庭内了。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当时在南京华藏寺，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们是同学，情同手足，他一见到我回来，遽然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让给我，所以，我在南京华藏寺做过短期的住持。因为那个时分正发生「徐蚌会战」，路周围的死尸许多，智勇法师发心做「僧侣救护队」，去收埋路周围这许多的死尸。他招募队员半年往后，也招募了一、二百人，一同参加僧侣救护队。但那个时分，遽然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如何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掩埋了，让他们的后代找不到他们过世的家人？这个作业应当要先承受操练。但到哪里去操练呢？他们说要到台湾去操练。智勇法师遽然就扔掉了安排僧侣救护队的行为。我觉得他的退票不当，因为你邀约了那么多人，如何可以前功尽弃呢？我就说：「你不去，我交游不断。」当时也有多少人说要到延安大学去读书，有人说要到台湾的国民党那儿去。我们年青，根本就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因为关闭在寺庙里面，对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在南京，现已由家师接洽他的兄弟孙立人将军，因此我就奉师父的指令，拿了他的十二块银元到了台湾。抉择要到台湾的时分，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湾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国民党、共产党，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这样，我也浑浑噩噩的，在和平轮失往后不久就从上海搭船到了台湾。这是在内地最严重的一次受难通过了。我抵达台湾，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刚新年不久。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引发我生命的危险，挂单不著，出路渺茫，不过也不算苦难。谢谢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帮我办了户口，让我可以留下来，后来居住在中坜圆光寺。记住到了五月的时分，台湾的行政长官陈辞修指令逮捕内地来台的一百多位僧侣，包含慈航法师、中年落发的黄胪初将军（律航法师），当然我也在其间，那个时分抓起来的大多数不是枪决，便是用麻袋包起来丢到海底。我记住我们被关在桃园一个仓库里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我们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严寒。靠着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监委丁俊生等人，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白色恐怖的那个时代，我们总算获救了。这应当也算是一次对比严重的受难进程吧！开释往后，谢谢圆光寺照样收留我们，我们就更加勤劳的为常住效力。吊水、担柴、拉车、洗刷厕所等，毫不勉强。当时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赏识我的勤劳，亲自带我到苗栗法云寺，要我在那里看守山林。我的《无声息的歌唱》那本处女作，大多数便是在那个山上茅蓬里，伏在地上写成的。后来有机遇，受大醒法师之邀，要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主任秘书，正本便是一个佛学院的教务主任。我自知没有行政的经历，哪里能做秘书呢？后来各种的阴错阳差，隔了一段时刻，我仍是到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起教务主任来了。那个时分，差人不准我们外出，但是佛教会要我们每个星期到新竹市区讲说佛法一次，外出有必要要向派出所请假答应才可。正本，说来好听，名义上做教务主任，事实上是化地为牢。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旧历年间，讲习会迁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脱身，脱离了新竹，受邀到宜兰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圆写的作品，我边学日文边翻译，很受台湾读者的重视，也就一边讲说这部经典了。那个时分，台湾间隔二二八事情的发生已有一段时日，社会的「三七五减租」、乡镇长的推举，社会白色恐怖的氛围，现已有所改进了。但是，我在宜兰，常常受差人不断给我打扰。比方，每个星期深夜叫我起来问话，甚至于弘法时，因为放映的幻灯片上有日文的字样，都受到正告、监督。不往后来，因为对传道的热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与各地的差人常常捉迷藏。逐渐的，总算为台湾的佛教走出一片六合。当然，其间困难困苦的痛苦，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的了。贫僧终身的年月，在国家、社会里遇到的不平不谈，便是在佛教里受长老们的压榨，虽不能说无恶不作，也是不只屡次了。例如，我为东初法师修正《人生》杂志，替他赶在告知的前一天晚上，从江子翠走到万华火车站，再到台北转车到北投，下了车，外面正下著毛毛细雨，贫僧怕杂志淋湿，脱下长衫，把它包起来，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顶，好像现已快到夜晚十一点钟了，发行人东初法师看到了也非常欢欣，就对我说，你很负责任。因为太晚了，也不得办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来，住在法藏寺。第二天他跟贫僧讲，我正午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协助款待吧。关于院长的托付，我当然愿意，就准备餐具安顿。但当要就餐的时分，他遽然叫我，你如何不到厨房去就餐？贫僧觉得，这是很大的凌辱，我也做过校长，我也做过住持，我也是现在杂志的主编，连跟你们坐一桌就餐都不可以吗？好，到厨房去就餐。这时通过厨房，看到厨房里面忙的那许多人，贫僧都不知道，实在不善意思进入就餐，就只需走周围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阶到山下，应当有四百阶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许走在云端里，如何走到山下，现在也不复回忆了，但我心中一点记恨都没有，发愿将来一定要普门大开，等待别人来就餐。后来在普门寺，真的设了两桌，每天供应交游，不问姓名的人用饭，在佛光山开山初步的时分，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落发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养以外，临走的时分，还要给五百块钱红包作为车费。所往后来贫僧许多的作业都叫「普门」，就由此而来。美国的沈家桢居士聘请我担任「密勒日巴学人奖学金」的检查委员，每次从高雄到台北开会，都有六百块钱的车马费。但是有一次，我认为论文的奖金应当要进步，因为重赏之下，才有人愿意为佛教著书立说，只需三千元，要人写五万字的论文，实在菲薄，应当要五万元。但是主席南亭法师，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员不可以听我的话，而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议。因为同样的心情欺负，一而再，再而三，总算让贫僧那时分年青气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说：你凭啥倚老卖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来，愧对长老，不应忤逆犯上。实在说，青年僧伽通过这许多长老的言辞、思想而可以在佛门生计，实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说，中国的白叟，不但不愿交棒，还要给青年人当头一棒。白圣法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之尊，三番五次阻挠我出国访问的机遇。有一次，越南的禅定法师知道台湾的情况，格外专函聘请我到越南，参加他们的社会福利基金开展会议。当然，中国佛教会也受他们聘请了。那个时分出国，都有出国前的会议，要由国民党来随队监督，才可以出国，贫僧知道要出国一定要随从他们的团体。我从高雄坐夜车，到了台北，正逢他们即将开会，白圣法师一见到我就问：「你来干啥的？」我说：「越南也聘请我去开会，我想来参加出国会议啊！」他又对我说：「我们我们都不欢欣你，你回去吧！」我一贯很有操控，但那个时分，刹那之间，我实在转应不过来，不过我仍是忍耐，跟他说声谢谢，就回头了。我走到会场外面来，会议中的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跑出来说：「你就这姿势回去吗？」我说，不这样回去，我又如何办？我想他也无能为力，我就走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到高雄现已傍晚了。总上所说，贫僧终身所受的苦难、羞耻、损伤、小看，也一言难尽。不过，所幸佛门里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气，而且是才智，六度里的喜舍、苦行，特别忍辱，虽不能满足，在滥厕僧伦中，贫僧也应当够条件做一个落发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