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言生
在唐代盛极一时的真言宗，习惯上被称为唐密。会昌法难后，唐密法脉在中国中断了千年之久，直到一千年后的民国时期，呈现出了复兴的迹象，成为佛教界一大热点。之所以形成这一热点，是因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真言宗在汉地传承不明，在日本却得到了完整的延续，遂萌生了东渡学法的热忱。对此，僧俗两界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最有代表性人物是持松法师、王弘愿居士等人。
▲ 持松法师
佛教界方面，僧人中赴日学密的先后有大勇、持松等，他们都是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佛教领袖太虚大师赞叹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赞叹大勇、持松等人是“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
大勇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到高野山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回国后仅三、四个月时间就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和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间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但大勇学法时间短，并且只是侧重于事相，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
持松法师阅读《法轮宝忏》，觉密教深义幽奥难解，决意挽回千载绝学，发心东渡学密。他在1922年东渡，得传法阿阇梨位后，次年回国，在上海、武汉各地传授密法。后来又再次留学日本学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融会贯通，影响巨大，法师自叙“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解放后，法师1953年在上海静安寺设置真言宗坛场，以期恢复唐密。持松法师1939年曾写有以“秘密超众妙”为开头的四十字诗，作为日后付法的印证（《密教通关》），对法脉的传承寄予厚望，却始终没能找到有缘的法师传承他的所学，满怀遗憾地留下“一卷真言却付谁”的怅叹。后来持松法师把密法传给青年医生杨毓华居士，为他灌顶授皈依，赐法名“超晔”。到目前，持松系的传承已到了第四代“妙”字辈。持松取回唐密弘传于汉地，功绩卓着，被尊称为“唐密复兴初祖”。
▲ 王弘愿
居士界致力于唐密回传的有王弘愿等人。王弘愿是广东潮州中学校长，于1926年到日本接受金、胎两部普门传灯大阿闍黎传法灌顶，同年秋天回国后，在自己家里建立“震旦密教重兴会”灌顶授徒，表示恢复唐密之意，投其门下修习密教者众多。由于他的努力，把唐密较为完整地移植回国，因此当时有人称他为“当代复兴唐密第一人”。1936年夏，王弘愿传法于冯达庵居士等弟子后圆寂。冯达庵再传杨佛兴等。
上世纪的唐密回传热潮对唐密的复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所学密法的层次较为有限。民国时期诸人在日本学习的时间较短，僧俗两界在日本学到的唐密法门，只是较为基础的部分。像一流灌顶、三十三尊法等密法中核心的、高层的部分，还没来得及学习和掌握。
二是传承法脉者的身份不合规制。持松在僧人中找不到继承人而把衣钵传给了居士；而王弘愿以居士身份传承唐密法脉，在当时就引起了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严厉批评。王弘愿的老师权田雷斧曾说：“白衣传法世间希，只为支那佛法微。”可见他的老师也深知当时唐密在汉地衰微的情景，情不得已之下才作权宜之计把密法传给了王弘愿，让他担纲起传法使命的。
三是所传密法在形式上缺乏严谨。严格的密宗的传承在形式上必须如律如仪，要建立起庄严的曼荼罗坛场。密宗的灌顶法会尤其庄严神圣，所以在启动灌顶法会时要非常慎重。在家中设立坛场，或是在不完备的坛场中进行灌顶传法，或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广开灌顶法坛，都弱化了传法的神圣庄严性。
四是传法对象在修法上要求不严。严格的密法修行仪轨，是僧人和信众们先要把四加行法全部修好，才能接受传法灌顶。惠果阿阇梨生前，在其门下学习的僧俗达一千余人之多，而接受其灌顶的弟子屈指可数。持松自叙在短短两年中灌顶“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这种大规模的灌顶仪式，只是方便灌顶、结缘灌顶。所以其时虽然接受灌顶者数量众多，但能接续衣钵的传人却一个也没有。
鉴于以上诸种原因，民国时期密法热虽然兴盛一时，却难以持久。因此在掀天揭地的大潮之后，渐渐地趋于平缓宁静，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圆满完成。民国时期僧俗二界对唐密回传的贡献在于他们以巨大的热情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引起了社会上对唐密的关注，使失传千年的唐密走进了公众视野。但更为巨大的殊胜的法缘，则落到了后来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