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09
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正理滴论注》译注与研究
王俊淇
本书是对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译注与研究。《正理滴论》是法称所作的入门纲要书，由直接知觉、为自推理、为他推理三章构成，简要地介绍了法称认识论与逻辑学的重要概念。法上的《正理滴论注》是对《滴论》字句与文义的详细注释。本书是《滴论》以及法上注的抢先发售汉语全译，将会方便汉语读者直接了解与学习法称及其后学的量论。在玄奘与义净之后，佛教量论文献的汉译工作几近中断。到了近代，才有杨化群、王森先生与法尊法师等诸位硕学重振佛教量论的汉译事业。他们各自基于梵文本或藏译本翻译了法称的《滴论》。然而，法上注却从未被完整地翻译出来。因此，本书以梵文本为底本，以法上注的解释为标准，将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注一并译为现代汉语。此外，本书在前言中介绍了佛教量论发展的大致轨迹与法称其人其事，并在翻译过程中补充了大量现代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方便读者在学习法称量论的同时，了解到现代学界的研究动向。
作 者
王俊淇，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讲师。承担“梵文文献”系列课程，主持寂护《摄真实论》读书会。研究方向为佛教中观哲学与量论。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月称《明句论》第一章、法称《因滴论》等多个文本的翻译与研究。
目 录
总序
第一部分 绪论
第一章 佛教量论与法称
Ⅰ法称之前的佛教量论
Ⅱ法称年代与简介
第二章 《正理滴论》的内容、影响与翻译体例
Ⅰ《正理滴论》简介
Ⅱ《正理滴论》对佛教量论纲要书的影响
Ⅲ《正理滴论》的注释书及其校订本、翻译
Ⅳ翻译体例与原则
Ⅴ略语表
第二部分 《正理滴论》与《正理滴论注》译注
第一章 [直接知觉章]
Ⅰ[量的定义]
Ⅱ[两种量]
Ⅲ[直接知觉的定义]
Ⅳ[直接知觉的种类]
Ⅴ[直接知觉的对象]
Ⅵ[量果]
第二章 [为自推理章]
Ⅰ[推理的分类]
Ⅱ[为自推理的定义]
Ⅲ[量果]
Ⅳ[因三相]
Ⅴ[证因的分类]
Ⅵ[证因的必然性：本质上的结合关系]
Ⅶ[无认识的原理]
Ⅷ[无认识的种类]
Ⅸ[关于无认识的附论]
第三章 [为他推理章]
Ⅰ[为他推理的定义]
Ⅱ[为他推理的种类]
Ⅲ[主张]
Ⅳ[疑似证因]
V[喻例]
Ⅵ[能破]
梵汉对照词汇表
参考文献
内容简介
《正理滴论》（Nyāyabindu）是法称七论之一。依据《布顿佛教史》，法称七论指的是《正理滴论》《定量论》（Pramāṇaviniścaya）、《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因滴论》（Hetubindu）、《观相属论》（Saṃbandhaparīkṣā）、《成他相续论》（Saṃtānāntarasiddhi）、《诤理论》（Vādanyāya）。根据Frauwallner [1954]的研究，七论的写作顺序为《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因滴论》《诤理论》，而小部头的《观相属论》与《成他相续论》则难以确定写作顺序。
按照布顿的说法，《正理滴论》《定量论》与《释量论》三者分别为利根、中根、钝根之人所作。佛教中常有利根人所需的解说简短，中根人次之，钝根人所需的解说最冗长的说法，例如《大智度论》就有说道：
人有上、中、下。为利根故说四（按：无常、苦、空、无我），即入苦谛。中根者，说四则不能生厌心，说如病、如痈等八事则生厌心。钝根人闻是八事犹不生厌，更为说痛、恼等七事，然后乃厌。利根易度故，常多说四事；钝根人时有可度者，故希说余事。（T1509.25.444a9-14）
《布顿佛教史》
因此，《布顿佛教史》的上述利中钝的划分可能只是基于三部论书篇幅上的详略差异而作的引申性的解释，并没有显示出《正理滴论》入门纲要书的属性。与《定量论》和《释量论》相比，《正理滴论》是一部极小部头的作品，然而它同样涵盖了前两者中绝大多数主题，简洁地展示了法称量论的整体特色，因此，它依然有资格与《定量论》《释量论》一并被视为七论中的“身”。而剩下四部关注某一特定问题的论书，则被称为“足”。《布顿佛教史》总结说，此四部论书不包含对“直接知觉”（pratyakṣa）的解说，其中的《因滴论》与《观相属论》处理的是为自推理，《诤理论》处理的是为他推理，而《成他相续论》处理的是更为具体的议题——站在日常经验的立场，基于言行而作出的对他相续的推理与唯识论并不矛盾。
在形式上，《正理滴论》各章均由条目式的散文体写成，采用了与印度正统派哲学的根本文献一样的“经”（sūtra）体裁。这种体裁的文本往往以“格言”的形式，提纲挈领般地提出重要概念，并有大量的省略。因此，读者往往需要注释书的配合才能阅读这种体裁的文献。从内容上看，《正理滴论》简要地定义、说明了法称逻辑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法称量论体系的入门书，或者更直接点说，它是法称为指导学生而创作的一本“佛教逻辑学教材”。特别是与《释量论》《定量论》这样的大部头作品相比，《正理滴论》的教科书身份更显而易见了。针对这一点，法上在对1.1的注释中就明确说道：“对于正在习得正确认识之人来说，［阿阇梨法称］为了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教导者（vyutpādaka）而创作了此书（《正理滴论》）。另一方面，学生们欣求自己从阿阇梨处习得［正确认识］，而听闻此书。因此（iti），着书与听闻的目的［都是］使人习得［正确认识］。”《正理滴论》的复注作者Durvekamiśra也说：
nanu vārttikādinaiva samyagjñānasya vyutpādanāt ka-tham asya navaiyarthyam iti cet saṃkṣiptarucīn prajñān adhikṛtyedaṃ prakaraṇaṃ praṇītam ityadoṣaḥ…
［试译］若说：“因为只有通过《释［量论］》等，才能够产生正确的认识，所以此［论书］（《正理滴论》）岂不是无意义的呢？”［Durvekamiśra的回答］：基于拥有着简洁的光芒的智慧，此书被创作了。因此（iti），没有［所谓的无意义的］过失。
在Durvekamiśra看来，“简洁”（saṃkṣipta）是该论的突出特色。因此，与内容更加丰富的《释量论》相比，《正理滴论》并非毫无意义，作为古代学问僧学习法称量论的入门书，它具备教科书一般的独特价值。
进一步从内容上看，《正理滴论》也有被称为“身”的资格。《正理滴论》分为三章：《直接知觉》（pratyakṣa）、《为自推理》（svārthānumāna）与《为他推理》（parārthānumāna）。直接知觉、为自推理、为他推理的三分由陈那（Dignāga）论师所确立，为法称（Dharmakīrti）及其以后的佛教量论所继承发展，甚至也有正理派的论书部分采用此三分结构。
《正理滴论》的《直接知觉章》处理了量的定义、量的分类、直接知觉的定义与种类、量果等内容，在继承陈那学说的基础上，法称讨论了量的他律问题，以及在陈那“除分别”的基础上重新拾起了《瑜伽师地论》和无着对直接知觉的定义，增加了“无迷乱”（abhrānta）一词，与将似现量全部归因于意的陈那截然不同。《为自推理章》处理因三相、证因的分类、推理必然性等议题，特别包含了法称提出的三种证因说以及“本质上的结合关系”（svabhāvapratibandha）说。这两章的内容更接近今人所说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或“知识论”。相比于此，《为他推理章》在《为自推理章》的基础上，囊括了对论证式形式与过失、能破的讨论，这些内容融合了“辩论术”的传统。该章同样也体现了法称不同于陈那的新主张，例如对论中主张（宗）的非必要性，取消了“相违不逸脱”（viruddhāvyabhicārin，相违决定）作为独立似因的地位等。
因此，《正理滴论》在简洁的形式下，呈现出了法称量论的特色与诸多重要议题。即使是对现代准备开始学习、入门法称量论的学生或研究者而言，《正理滴论》仍不失为一本简洁，但出色的教科书。也正是由于《正理滴论》的这一特质，笔者选择以该论以及法上注为研究对象，将其翻译到现代汉语，并在序言与翻译部分的脚注中，添加翻译记或研究内容。希望本书的翻译与研究能够发挥《正理滴论》教科书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入量论的研究领域中。
当然，由于其体裁与篇幅的限制，《正理滴论》不仅没有详细展开讨论量论中可能的问题点以及与其他学派的互动，也没有涵盖法称量论的所有内容。兹举一例，前文曾简要介绍过陈那在《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aya）中提出的着名的语义论“遣除”（apoha）说，法称在继承陈那的同时，引入了“言说者的意图”等诸多内容，重新诠释、改造了遣除说。但在《正理滴论》中，遣除说几乎毫无踪迹。这并不违背《正理滴论》的教科书身份，但同时向我们表明了《正理滴论》的局限所在，更意味着《正理滴论》不足以成为研究法称思想的主要文献。这一点值得格外的注意。对法称思想精准的把握必须仰赖于《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正理滴论》的注释书及其校订本、翻译
《正理滴论》在佛教量论史上有众多注释书，其中现存的有：法上（Dharmottara）注（ṭīkā）、调伏天（Vinītadeva）注（ṭīkā）、胜友（Jinamitra）的《要义》（piṇḍārtha）以及莲花戒《正理滴论前宗略》（pūrvapakṣasaṃkṣipta）。在这些里面，只有法上注的梵文本被完整保留下来，其余几种只有藏文译本。这样的现状使得法上注显得尤为珍贵。一方面，法上注可以让我们了解法称后学如何理解他的学说。另一方面，鉴于法上其他注释作品的梵文本尚无完全公开出版，法上《正理滴论注》的存在多多少少可以提供一个解读法上思想的参照系。
法上注的复注则有Durvekamiśra的《法上灯》（Dharmottara-pradīpa），Mallavādin的《法上疏》（Dharmottaraṭippanaka），以及作者不明的两部疏Nyāyabinduṭīkāṭippaṇī与Tātparyanibandhanaṭippana。复注的大量存在，无疑显示出法上注在古代的受欢迎程度。
并且，与其他梵文本已佚的《正理滴论》注释相比，《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梵文写本很幸运地大量流传下来。得益于此，《正理滴论》与法上注是最早为现代学界所认识、校订出版、研究的佛教量论文献。最早的校订本为Peterson [1889]，该校订本的特色是保留了写本中经注分离的特点。随后，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Stcherbatsky）基于Peterson [1889] 与新的写本，在1918 年出版了新校订本，同时将《正理滴论》的条目编号混入到法上注中 [Shcherbatskoĭ, 1918]。此外，重要的校订本有Malvania[1955]，该书改订本为Malvania [1971]。然而，正如《俱舍论》（Abhidharmakośa 与 Bhāṣya）梵文校订本第二版（Pradhan [1975]）总体质量不及第一版（Pradhan [1967]）一样， Malvania [1971] 中反增诸多豕亥鱼鲁之误。例如， 2.46 注中有“upalabdhyanupalabdhimanta eva viruddhādayo …”一句， Malvania [1971] 将其中的eva 误作 evaṃ；3.102 注中“vastudharmo”一词在Malvania [1971]中误作“vastudhame”；3.122 中的“anityatvābhāve”在Malvania[1971, p. 235] 中误作“anityatvābhāvo”。此等之例不胜枚举。因此，笔者选择以Malvania [1955] 为底本。Malvania [1955] 使用了四种《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写本，以及 Durvekamiśra《法上灯》的唯一写本，此外还参照了 Nyāyabinduṭīkāṭippaṇī与 Tātparyanibandhanaṭippana两部疏。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该校订本的重要价值有：
1. 仿照舍尔巴茨基校订本，编号《正理滴论》各条目，混入法上注中。同时修改了舍尔巴茨基本中不恰当的编号。例如，舍尔巴茨基将因三相的说明分为2.5、2.6、2.7三段。而从法上注的解释来看，将三者合在一起的编号体系更加合理。
2. 提供了更多写本的异读，改善了舍尔巴茨基本中不恰当的读法。关于一些重要的异读，笔者会在译文的注记中给出简要的说明。
3. 增加了Durvekamiśra的复注，提供了理解法上注中难解内容的线索。
梵文本的《正理滴论》与法上注的现代语翻译有：舍尔巴茨基的英文全译，附录在《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的第二卷；中村元[1981] 的日文全译；收录在渡辺照宏[1982] 的日文部分翻译，第三章未竟；山崎次彦[1975] 对第一章的日译；冲和史[1986, 2000] 对第一章的部分日译；收录在木村俊彦[1987] 的日文全译；何建兴 [2004] 对第一章的汉译；笔者对第二章的汉译，曾发表在《唯识研究》（第五辑）上。本书为法称《正理滴论》并法上《正理滴论注》的汉文全译。
翻译体例与原则
本书的翻译以Malvania [1955] 为底本，沿用其编号体系与段落结构。该底本已于 1955 年由位于印度帕特纳（Patna）的Kashiprasad JayaswalResearch Institute出版，想要对照原文的读者可以按编号按图索骥，轻易地找到对应的梵文所在。
在本书的翻译部分，带有缩进的仿宋体部分对应法称《正理滴论》以及法上的归敬偈与回向偈；宋体部分对应法上注中的长行；所有的脚注均为笔者随情况添加，内容包括翻译记与研究。
除全文三章的结构划分外，其余所有的节、小节等全部为笔者自行科段与命名，各个节、小节的标题均放在方括号中，以显示其原非梵文本所有。科段与命名主要依据的是法上对《正理滴论》结构的理解。不过，在实施科段过程中，笔者尽量缩减了科段的层级，以免传统科段中常有的过深层级出现，但求科段简洁明了，方便有需要的阅读者迅速定位相关章节。
译语方面，笔者尝试使用更贴近现代汉语的词汇，例如用“直接知觉”与“推理”代替“现量”与“比量”；以“基底”（dharmin）代替“有法”；以“性质”（dharma）代替“法”；以“无认识”（anupalabdhi）代替“无所得”等……
采用现代风格的译语主要是基于如下的两项理由：
1. 佛教量论不单是佛教宝贵的传统，对于现代学界更广泛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研究来说，量论同样是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对佛教领域外的哲学研究者而言，佛教量论的传统术语本身就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笔者一位研究分析哲学的同行对佛教量论抱有深厚的兴趣，但不得不一直依赖于西文的译本与研究，他曾坦言：“看不懂汉译的佛教量论文献……术语难以理解。反而不如英文与德文的翻译好懂。”因此，适合现代读者的汉语翻译是必要的。
2. 佛教量论文献的汉译本较少，即使有玄奘、义净，乃至近代杨化群先生、王森先生、法尊法师的诸多汉译，依然无法涵盖主要的量论术语，因此借用现代的词语无可避免。与其保留半文言半白话的风格，不如将其翻译得更现代、更平易。当然，笔者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译语，如“非现见”（parokṣa）、“行相”（ākāra）、“量”（pramāṇa）等得以保留。
就译词的选择，笔者主要借鉴了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如“遍充、遍充关系”（vyāpti）、“肯定遍充关系”（anvaya）、“否定遍充关系”（vyatireka）、“直接知觉”（pratyakṣa）等。笔者如此选择，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1. 这些术语一方面很契合于梵文含义；另一方面由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学界发明，与现代中国的汉字使用习惯有一定的兼容性；
2. 日本学界对于诸多术语如何翻译，尚存有争议，但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经受了时间检验、已经形成相对稳定使用习惯的术语，比如“遍充、遍充关系”（vyāpti）；
3. 在佛教研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相似的术语使用有利于汉语佛学研究与海外学界展开有益的学术交流。
当然，现代汉语与日语汉字词在使用上存在不同的习惯，不加拣择地笼统因袭日本学界的术语显然是不可取的。笔者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避免这种错误，但是否掌握好了两方面的平衡，判断的权利在于读者。
在总体的翻译风格上，由于《正理滴论》以及法上注本身作为逻辑学、知识论的文献，受众并不广泛，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没有刻意模仿传统汉译佛典的腔调。为了最大程度上裨益于研究同行们对梵文本的理解，做到语词、语法之间的对应，笔者致力于依照原文的精准翻译，某种程度上舍弃了“信达雅”三重标准中的“雅”，而致力于“信”与“达”。例如，
1. 尝试将每一个字词都翻译出来。例如，每段法上注释结束后的iti一词，笔者将其翻译为“以上”。
2. 没有强行统一词汇。例如，就多义的rūpa一词，笔者根据上下文先后译作“个体”、“特征”、“相”、“色”等。
将表示段落结束的iti翻译为“以上”是否有必要？将rūpa翻译成多个词语是否妥当？笔者自觉这样的翻译方式是挑战与冒险，但同时它是一种在新旧文化语境对比下的平衡与尝试。至于这样的翻译方式是否合理，姑且以此一论抛砖引玉，以俟见教于方家。
在全书的最后，附有“梵汉词汇表”，收录重要梵文词汇的汉语译词，方便阅读者查找或对照。该词汇表的目的并非收录某一梵文词汇及其译语的全部案例，而是选择性地挑选了若干典型。因此，它并非是一份详尽的梵文索引或梵汉对照索引。
最后，所谓古典文献的翻译，翻译其实是“小头儿”，注释才是真正花功夫之处，也是考验译者水平的地方。由于时间上的仓促与能力所限，本书的注释严重不足。就这一点，望读者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