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初四
印光大师圆寂80周年
自民国初年以来，在佛教界提起印光法师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佛教界盛传印光大师是西方三圣之一——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他的一部《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遍及全国。
杨石荪居士在《拟尊灵岩大师为莲宗第十三祖议》一文中这样说：“弟子早年偶然读到大师的《文钞》，感觉内容平淡无奇，虽不敢妄加毁谤，心里却不当回事。这些年来，涉世稍深，重新展开《文钞》，才发觉如获至宝。每读一遍，便得一分利益，心里由衷地景仰大师。他的文字，正因为平淡，才更耐人寻味；正因为浅显，才更见功力。师父的话，总不外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摒除恶念，真诚无伪），事实上，大师的教诲事理圆融，通宗通教，若非菩萨再来，谁能做到这样。”
印光法师，陕西省郃阳县人。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意思是希望他像当地的商朝著名丞相伊尹一样，光耀门庭。他出生后六个月，就得了急性结膜炎，几乎失明，整天号啕哭泣，除了吃饭睡着，没有片刻停过。后来虽然治好了，但眼睛始终无法久视，看东西时间一长，就视线模糊。在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大师应化示现在清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正是中国万亿同胞遭受人间地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内战、天灾等各种悲惨生活）的苦难年代，他出生后就痛哭不停，以致染上终身不愈的眼疾，不能不说是大师对苦难同胞同体大悲的体现。
他自幼跟随长兄学习儒家经典，和许多读书人一样，自命清高，甚至一度追崇辟佛的邪说。然而到了二十岁那年，善缘成熟，趁着到省城西安赶考的机会，他只身投奔大雁塔慈恩寺，打算出家。不料，被大哥赵从龙发现，把他硬拉回来，但他出家的决心没有改变。第二年，他来到终南山的南五台山莲花洞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法名圣量，字印光。
出家后第二年，印光法师来到陕西兴安县的双溪寺，在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受戒期间，由于他饱读诗书，善于写作，戒期中所有书写事宜，都由他代作。一份《禅林规约》就有二千余字，数千份规约，令他日夜不得停笔。由于写字过多，印光法师双眼发红充血，几乎失明。他清楚地领悟到，这个色身正是痛苦的根源。他抓紧一切时间念佛，夜晚大众师入睡后，他就起来坐着念佛；平时写字也是心不离佛，虽然拼命写字，还能勉强支持，不知不觉中，眼病得以缓解，他更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从此，无论是自己修行还是劝勉别人，总是指归净土。之后，他回到终南山，在太乙峰搭建茅棚隐修念佛，兼读佛经，一住就是五年。
印光法师二十六岁那年，听说北京红螺山的资福寺为净土宗十二祖梦东老人（彻悟大师）的道场，就前往挂单念佛。在资福寺，除随众念佛，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四年中，坚持读诵《彻祖语录》，遵从彻悟大师的遗教。日后，印光法师在增订《净土十要》时，将《彻悟大师语录》附录其中。光绪十六年，印光法师来到北京龙泉寺，任行堂。这年冬天，他托钵行脚东三省，第二年住北京圆广寺。
一八九三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到圆广寺请大藏经，因任务繁琐，需要人手，大众推荐印光法师。化闻和尚发现他做事精简谨慎、道行高超，回去时请他一同去普陀，安单在法雨寺藏经楼，主理藏经，尊为法雨寺首座。每到夜深人静，印光法师独自念佛，数以千计的山鼠重重叠叠，趴在窗外，静听佛号，直到他念佛完毕才离去。大师励志精修，寺众咸深钦佩，以至被称为全山模范僧。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多年，始终韬光养晦，不善交际，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名字。那时有一位天涯行脚的高鹤年居士，因化闻老和尚圆寂，到法雨寺奔丧，与大师相识，从此常来常往。民国元年大师五十二岁，高鹤年要了几篇文稿，交给《佛学丛报》刊登，署名“常惭”。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文章，倾慕不已，到处打听常惭僧是谁，最后问出来是普陀山的印光法师。徐蔚如上山又要到了几件信稿，带到北京印行，题名为《印光法师信稿》。二年后，徐蔚如搜集二十多篇信稿，重新印行，题名《印光法师文钞》，印光大师之名，从此传遍中外。
弘一大师说：“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民国七年，浙江永嘉的周孟由兄弟带着祖母来到普陀，再三恳求，坚决要大师收他们作弟子。大师观察时机，已不可推却，就为他们每人赐下法名，这是大师许人皈依的开端。而《文钞》实为印光大师弘法的缘起。因为读到《文钞》而倾慕大师道行，渴求皈依的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有的跋山涉水请求摄受，有的鸿雁往来乞赐法名。二十多年，其海内外皈依弟子达二十多万，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即为其中之一。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田中角荣赠送中国一批珍贵的落叶松，周恩来总理指示在终南山印祖当年出家的地方栽植八十棵。
大师在普陀山一住就是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他五十八岁时，因为要到扬州刻经处印经，这才出山。民国十一年，定海县知事陶在东，以及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钦佩印祖教化一方，赞叹大师的道行，上书给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颁给大师“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暄天地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热闹非凡。这在世人看来是难得的荣耀，大师却处之淡然，不予理会。后来德森法师为大师校对经书，读到马契西居士写的传记，才知道有这事，赶紧叩问详情。大师板下脸说：“我这种人离开悟还远得很，他们居然说什么圆明，简直是瞎造谣言，平添我的惭愧。我只要得生西方，要传记干什么。”大师往生前告诉德森法师：“光并无真实修德，你们要是颂扬光（我），简直就是抓起大粪往我头上堆，请您对一切有缘人说清楚。”
大师常到上海印经书，真达法师在自己住持的三圣堂的下院太平寺，辟了一间净室，供大师安居。日子久了，上海佛教界人士都知道印光大师住在太平寺。于是，人来人往，太平寺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大师急着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真达师与上海居士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将这里整修一新。民国十九年二月，大师七十岁，来到苏州报国寺闭关。由于众弟子追随不舍，大师在关房中方便说法。大师体貌雄伟，道风峻肃，对人开示，直剖肺腑，哪怕是达官贵人，也绝不讲交情，不遗余力地弘扬净土，弘法事业比从前更为兴盛。在印光法师给太虚大师的信中，吐露出他的彻底悲心和无比谦逊：“光（我）本是陕北一农民，我这块沙石，在美玉面前摆出粗厉的姿态（指劝诫人），无非是想让他快快成器，纵然粉身碎骨，我也绝不退缩。”1936年初秋，茗山法师曾专程来到苏州报国寺关房，参访印光老法师。茗山法师回忆说：（我们）顶礼后请开示，他老在关房窗口接见，不快不慢地称赞净土法门的殊胜：“十方共赞，九界同遵，千经并举，万论均宣……”等等，启发我们信念，巩固我们道心。他老讲话约一刻多钟，始终眼珠睁得圆圆的一点不动，可见印老很有定力。
为了弘扬佛法，挽救世道人心，大师在苏州创办弘化社，捐出自己的香俸，又劝募筹款，广印经书流通，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百万余幅。曾有居士针对当时的旷世浩劫，问：“师父流通的善书这么多，各省都有，难道还不能挽回这个劫运吗？”大师摇头叹息：“力量太小了，送出去一百部书，很难有一个人用心细看，就是看了也不够，还要理解感悟，能照着书上的话切实去做，才有真实的效果，这样的人太少了。但也不必灰心，我们送一万部书，能有一个人认真阅读，一个人照着做，利益就很大。我们只管尽心尽力去做。”大师不顾年迈病目，对于校印经书，每一页纸的计算、一个字的错误都不肯放过，每一种书都亲自校对，不愿耽误看书的人，也不肯对不起出钱印书的人。大师往生后，人们在检点遗物时找到十几元钱的邮票，原来大师给人寄书，常常自己代付书款和邮资，此事很少有人想到。
随着七七芦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血战，战争升级，炮火连天，苏州城不能再住下去了。应妙真、了然、德森等法师的再三请求，大师搬到苏州城外木渎灵岩山。上山后，大师为灵岩制定各项规矩，为十方净众开辟全国第一的净土专修道场。他依旧方便闭关，不参与事务。曾有一日本人问大师的“近来动静”，大师回答：“自从上了灵岩，任何名胜都没去过。因为我志在往生，不在意什么名胜古迹。”
民国廿九年（1940年），大师八十岁，曾多次在信上讲：“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倘蒙阿弥陀佛垂慈接引，千足万足。”
对皈依弟子，大师特别交代：“我死后，只许你们认真念佛，自利利他；若为我树碑立传，就是我的怨家，千万不要抓起大粪朝我头上堆。我只要弥陀慈父肯垂怜，此外一概不愿闻也。”
十月二十七日，大师身体不适，示现微疾。二十八日午后，他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和居士，到关房会谈，大师说，灵岩住持，不能一直空着。他命妙真师接任，众人都表示赞同，拟订十一月初九升座，大师摇头说：“太迟了。”改为初四，他还是说太迟。最后定在初一，大师才点头称可。
十一月初一举办过妙真和尚的升座典礼，初三晚上，印光大师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只要至诚恳切，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此后，大师的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初四早晨一点半，大师从床上坐起来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完，大声念佛。两点十五分，他洗手完毕，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就在椅子上，向着西方端坐念佛。
三点多，他嘱咐妙真和尚：“你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之后再不说话，只是动嘴唇念佛，将近五点钟，在大众念佛声中，印光大师如入禅定，笑容宛然，安详坐逝，享年八十岁，出家已六十年。
来年二月十五日，印光大师示寂一百日，举行荼毗典礼，得五色舍利珠百余颗，精圆莹澈，又有大小舍利花及血舍利等共一千余粒。四众弟子在灵岩山建塔供奉舍利。
民国三十年，印光大师的弟子及上海僧俗大众，在上海净业社的觉园，成立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刊印大师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并且尊印光大师为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