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流行的“家教”，是以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补习文化知识为内涵的。其实，在中国本来的传统中，评价某个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通俗地讲，就是是否懂礼貌或懂礼数。
传统家教名着《颜氏家训》就贯穿着礼仪教育。作者颜之推指出，“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其家庭的礼仪教育十分系统，“晓夕温?，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意即早晚实行奉养父母的温?之礼，行走言谈都要合乎礼仪的要求，神色安详，谦恭谨慎。颜之推之所以编撰这本家训，正是为了使这样的家教门风得以传承，“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非常频繁，但不能待人以礼的现象却颇为普遍。这与时下缺乏较为完整的礼仪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让礼仪回归家教，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礼仪是传统家教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礼”和“族”。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家教非常重视礼仪，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所决定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族”。在他看来，“‘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
至于“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就是说，由于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首先是以家庭为原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的家教就把礼仪放到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的形成和延续无疑是依赖于家教的，各家的家规会有不同，但它们都以普遍性的“礼”为基础。因此，旧时所谓书香门第，在住宅的大门上，往往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家教。这样的家教传统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孔子之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老师特别的传授吧？”孔鲤答：“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受到父亲教导，就是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还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后来，儒家思想被称作“礼教”，其中的重要涵义就是以礼为教，通过礼制实现教化的价值。因此，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不知礼，无以立”，把家庭中的礼仪教育看作孩子将来立足于社会的根基，认为它有见于人和动物的区分。人们呱呱坠地时是自然人，只具有类似动物的本能。要从这样的自然人成长为被社会所认同的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这就是说，家庭礼仪教育是孩子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礼记•曲礼》中有如下规定，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就是：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用错餐具，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肉酱。如此详尽的规定，是为了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即便在吃饭时，也应该在端饭举筷之际，体现有别于动物的进食习惯。可见，家庭作为孩子文明养成的最初的摇篮，首先是从养成其合乎礼仪的行动规范开始的。
传统家礼以育德为内核
道德规范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礼记•乐记》说，“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这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礼仪训练是以内在的德性培养为目的。
人们常常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国更是“礼义之邦”。中国传统文明不只是讲究形式上的礼仪，更注重“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义”，更强调礼所依据和蕴含的道德之义理，因为这是礼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而“礼义之邦”又是和“礼仪之邦”相联系的：只有从礼仪着手，才能让礼之义理入耳入脑。中国传统的家庭礼仪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礼仪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美好德性的君子。这和现在的职业礼仪培训（如时装模特的礼仪训练）仅仅把礼仪作为谋生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
道德规范是当然之则，道德教育是要人们懂得这些当然之则的义理，即为何应当如此。但是，这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遵守这些习惯仿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于是，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举手投足似乎并不刻意而为，却合乎礼仪。由此，这些礼仪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就内化为了人们的德性。
如《礼记•曲礼》所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古人舂米，喜欢唱送杵的号子。而当邻里有殡伤之事时，应该默舂，不在巷中歌唱。这样的家礼包含着与他人共情的同哀之心。宋代朱熹的《家礼》、《童蒙须知》、明代屠羲英的《童子礼》，对衣着、盥洗、洒扫、行走、语言、视听、饮食等行礼之法都有详细的规定，以此作为家庭礼仪教育的内容。例如，“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衣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童蒙须知•衣服冠履第一》）”、“走，两手笼于褒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服”（《童子礼•行》）。这里表现的是约束自我的道德自律精神。又如，“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自）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这都表达了尊敬长辈的道德品质。因此，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的家庭，如果有效地进行了礼仪教育，就能培养他们良好的品德，“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
由于儒家的礼仪教育是由养成习惯来培育德性，因而就十分注意生活习俗与礼仪的关系。人们常常把“礼俗”连在一起。因为礼既源于俗，又是对俗的变易。不过，儒家的移风易俗，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风俗彻底破除，而是主张“因俗制礼”，尽量利用原有的风俗形式和其中的合理部分，灌注新的精神，加以整理、提升，从而在人们本来熟悉的习俗中受到教化。很多家庭礼仪也是这样的。
比如冠礼，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人享受氏族对他们的抚育，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和战争。但当他们达到成人年龄后，氏族要用一些方法来测定他们是否具备了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成丁礼”慢慢地在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性，将它加工改造成“冠礼”。举行冠礼，不仅意味着生理上进入成年人的年龄，而且意味着，应当具备与承担成年人社会责任相一致的道德品行。《礼记•冠义》有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可见，将原来的“成丁礼”变易为“冠礼”，是提示行冠礼者，从此要践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德行，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角色。
当今社会流行的“家教”，是以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补习文化知识为内涵的。其实，在中国本来的传统中，评价某个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通俗地讲，就是是否懂礼貌或懂礼数。
传统家教名着《颜氏家训》就贯穿着礼仪教育。作者颜之推指出，“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其家庭的礼仪教育十分系统，“晓夕温?，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意即早晚实行奉养父母的温?之礼，行走言谈都要合乎礼仪的要求，神色安详，谦恭谨慎。颜之推之所以编撰这本家训，正是为了使这样的家教门风得以传承，“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非常频繁，但不能待人以礼的现象却颇为普遍。这与时下缺乏较为完整的礼仪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让礼仪回归家教，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礼仪是传统家教的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礼”和“族”。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家教非常重视礼仪，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所决定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族”。在他看来，“‘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
至于“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就是说，由于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首先是以家庭为原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的家教就把礼仪放到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的形成和延续无疑是依赖于家教的，各家的家规会有不同，但它们都以普遍性的“礼”为基础。因此，旧时所谓书香门第，在住宅的大门上，往往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家教。这样的家教传统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孔子之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老师特别的传授吧？”孔鲤答：“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受到父亲教导，就是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还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后来，儒家思想被称作“礼教”，其中的重要涵义就是以礼为教，通过礼制实现教化的价值。因此，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不知礼，无以立”，把家庭中的礼仪教育看作孩子将来立足于社会的根基，认为它有见于人和动物的区分。人们呱呱坠地时是自然人，只具有类似动物的本能。要从这样的自然人成长为被社会所认同的人，就必须按照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即礼仪）来规范自己。这就是说，家庭礼仪教育是孩子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礼记•曲礼》中有如下规定，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就是：取饭时不要把饭抟成团，不要把手中的余饭放回食器，喝汤时不要倾流不止，上菜时舌头不要在口中作声，不要把骨头啃得有响声，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给狗，不要专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扬去饭的热气，吃黍时不要用错餐具，吃羹时不要连羹中的菜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羹，不要当别人面剔牙，不要重调主人已经调好的肉酱。如此详尽的规定，是为了使人们自觉意识到，即便在吃饭时，也应该在端饭举筷之际，体现有别于动物的进食习惯。可见，家庭作为孩子文明养成的最初的摇篮，首先是从养成其合乎礼仪的行动规范开始的。
传统家礼以育德为内核
道德规范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
《礼记•乐记》说，“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这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礼仪训练是以内在的德性培养为目的。
人们常常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国更是“礼义之邦”。中国传统文明不只是讲究形式上的礼仪，更注重“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义”，更强调礼所依据和蕴含的道德之义理，因为这是礼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而“礼义之邦”又是和“礼仪之邦”相联系的：只有从礼仪着手，才能让礼之义理入耳入脑。中国传统的家庭礼仪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礼仪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美好德性的君子。这和现在的职业礼仪培训（如时装模特的礼仪训练）仅仅把礼仪作为谋生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