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不做住持，不登大座，却备受尊崇

实干前行

印光大师注重实干，不虚张，在情势紧急需要自己的时候毅然前行。1931年，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沦陷，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要求抗日。1936年，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与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大师出关说法，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

印光大师欣然允诺，并告知不用汽车迎送，不请吃斋，不会客。圆瑛法师对此一一答应。大师以76岁高龄带一位侍者前往上海，每日讲法两小时。讲经期满之日皈依的人达1000多人。

他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把当时所收1000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2900多元全部捐出，并附上自己原存的1000多元。等大师讲经完毕回到苏州，众人迎接并请大师上灵岩观景。可是他却先急着回报国寺取出存折，将赈款汇出，然后才和众人登山观赏。

1935年，陕西省大旱，印光大师听到消息后，马上取出存折，令人速汇1000元。汇完后，折中所存仅百元，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都靠这点钱了，大师对此也不介意。

他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把救助人视为到普渡众生。他曾说：“救灾即是普渡众生，亦是保护佛法。”

圆融无碍

印光大师启示弟子的是从“人乘”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在他的《文钞》中有这样几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诫，诸恶莫诈，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即是从人伦出发，在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同时，尽自己的本分，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责任做好。

印光大师在用文钞教导在家弟子时，谈佛法而兼谈儒学。他说：“儒佛之本体，固无二致，儒佛之功夫，浅而论之，亦颇相同，深而论之，则天地悬殊。”又说：“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大师勤修佛事，广著文章。1924年，他就以“常惭”之名在《佛学丛名》上刊载文章，为读者叹服，印光大师的名字就是从那时开始渐为人知的。

1917年，天津的一位居士将印光大师给友人的三封信印行，并题名《印光法师信稿》。1918年，该居士又将大师的20多篇文稿在北京印行，题名《印光法师文钞》。后加上文稿数十篇，合订成二册，印光大师对于佛法的见解遂流行于海内。

弘扬净土

印光大师一生致力于弘扬净土宗，他之于净土宗在全国的勃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第一次在上海弘扬净土是1918年，那时他正在扬州刻经院刻印《安士全书》；次年，他再次同高鹤年前往上海，与简玉阶兄弟及诸居士相见，并详细解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和其他居士一起发心供养千余元作为刊印经书的资助。后简氏兄弟还创办了净土道场——上海佛教净业社的社址。

1922年，印光大师因校印经书一事，由普陀至上海，住在太平寺，各方人士来信皈依的很多。由于大师大量印行《安士全书》《印光法师文钞》以及净土经论近百种，宣传净土，上海皈依他的人日益增多，净土宗从此在上海兴盛起来。

随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提倡净土的念佛法门。1926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并发行《居士林林刊》《净业社月刊》。至此，全国各地的居士林、净业社、念佛会、莲社等居士团体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

1928年，由于在上海人事日繁，印光大师遂于1930年结束了在上海校印经书的事宜，于当年2月离开普陀山，至苏州报国寺闭关。走之前，将印行经书之事交给明道法师。1935年，明道法师圆寂。印光大师以75岁高龄之躯，自任主持流通之事。

印光大师在报国寺闭关期间，在佛课的余暇，重新刊行《净土十要》，增编《净土五经》，并修写了普陀、九华、五台、峨眉四大名山的山志。四大名山志均于1937年由弘化社出版发行。除此之外，他在闭关期间，刊行增广文钞的续编。

他一生弘扬净土，人人皆知，但是，大师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通宗通教，密护诸宗，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三篇重要论文中，即《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和《宋版大藏经》。他在文章中，针对讲经教者每喜谈禅宗而指摘时弊，指出禅人误解。第二篇文章虽名为净土决疑，内容也是密护禅家宗旨。

他的第三篇《宋版大藏经序》文，指向五宗，“律、教、禅、密、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相互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反映了他密护诸宗的深意，说明了其佛学思想是以整个佛学为归宿的。

摄受弟子

皈依印光大师的弟子遍及国内外，远及南洋，不下10万人，但他摄受居士弟子，多而不滥。

名僧弘一法师很仰慕大师的人品道德，想拜其为师，拜三次才如愿。第一次是来信求拜，印光大师谦辞不收；第二次来信要求拜师，依然不答应收作徒弟；直至第三次，弘一法师才得到印光大师的同意，收为弟子，共结法缘。随后，印光大师请弘一在他身边住了半个月，言传身教。

印光大师一生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教导大众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实现了佛教的生活化、平民化与普及化；他爱国护民，坚持传统文化拯救世道人心的文化自信，广摄儒道纲常伦理与劝世导俗的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视域下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大师虽已圆寂80年，但其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现代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诚如弘一法师对其评价：“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所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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