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才子袁黄（了凡），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
袁黄是明朝重要的思想家，他在禅学、民生、农业、教育、军事、历法、养生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作为“平民思想家”，袁黄在当时家喻户晓，名噪一时。袁黄的《了凡四训》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被佛教界推崇为积德行善、改造命运的典范。袁黄的言行经历对善书（流传于民间的阐述劝善惩恶的经典）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对后世的道德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读《了凡四训》后，给自己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胡适先生则认为，《了凡四训》是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
但是，海內外的书刊影像，特别是网络上各种介绍《了凡四训》和袁黄本人的文章时，又多以讹传讹，称袁黄是“江苏吴江人”的说法甚为流行。更为离谱的是把“了凡之先，赘嘉善殳氏”，说成是袁了凡入赘至嘉善殳家（实为袁了凡的祖父）。袁了凡的祖母殳氏竟变成了“袁了凡的妻子”，这更是对彭绍升《袁了凡传》中“了凡之先”的误解。
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袁氏家乘》和袁黄主编的明万历《嘉善县志》等有关文献资料，参考国內有关袁黄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袁黄祖居地、生长地进行实地考证，对袁黄与嘉善地方文化和嘉善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弄清渊源关系，厘清事实真相。
世居陶庄
袁黄的父亲袁仁在《家居八景赋》一文开头就说：“余家世居陶庄之净池。”袁黄的曾祖袁颢在《袁氏家训》文首即言：“予家世居嘉兴之陶庄。”袁黄在《重梓袁氏家训跋》中称：“吾家旧住陶庄”，袁黄《刻袁氏丛书引》则说：“予家世居嘉兴之陶庄，今析归嘉善。”凡此种种，不一而举。
陶庄与净池，是袁氏家族的魂牵梦萦之地。他们在此发家兴业，豪侠尚义；也在此流离失所，历尽磨难。
世家鼎峙
陶庄镇古称柳溪，是历史悠久的古镇。嘉善最早的县志《正德嘉善县志》称其“土腴而谷嘉，西成之利，倍于他乡。”陶庄最晚在宋朝已成市，镇上建于北宋政和中（约1115年）的登瀛桥幸存之桥楹描绘道：“霄迎烟月，踏残百步。”宋元明初，是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当地有“天下十八镇，柳溪第一镇”的民谚，反映了宋元明时陶庄镇的盛况。
净池是处于市中心的湖泊，5条主要河流在此交汇，民间称为“五龙朝阳”。元朝大文豪杨维桢《游净池诗》写道：“杨柳淡烟迷隔浦，桃花新水涨前滩。习家回首今何在，风物争如此地看。”
市镇兴盛，大族登场。《大清一统志》、《嘉兴府志》、《嘉善县志》等多种方志在提到陶庄时，多以“世家鼎峙，桥亭相望”来描述。当时有陶、鲍、袁、吴、陈、陆、曹、杨等世家大族，他们修建庄园、造桥铺路、救济乡邻、捐地建学。大画家吴镇称赞“柳溪错认渊明宅，过桥岂是王弘俦。”（王弘俦：意为与王弘相似的人。晋代汲郡太守王弘有安抚百姓如家人的善举。）
陶氏居净池之东，门庭显赫。有宋一朝，陶氏屡登科甲，中举人数占了嘉善县三分之一，百代伟人“漫塘病叟”刘宰称陶氏“荣之浙右”。陶家以好义助人闻名，乡民“以贫告踵相接，一无吝色。”陶氏建造了嘉善历史上最早的义塾——陶氏义塾。
南宋状元丞相吴潜的后代居净池之西。吴潜的嫡孙吴泽在抗击蒙古入侵的襄阳大战后回陶庄隐居，韬光养晦，自号雪樵居土。吴泽之孙即大画家吴镇，在17岁（1296年）时随三叔吴森迁往魏塘，吴森在魏塘建造了吴氏义塾。
分（汾）湖陆氏居净池之北。明初宣德年间，陆琦立志“使一乡之人皆知学，则风俗自变礼义自生”，创办了嘉善历史上第三所义塾——分（汾）湖义塾。嘉善设县后，嘉兴知府齐政召“邑之钜姓”陶庄人陆坦，陆坦“慨然捐金”300多两，并赁工献隙地建嘉善县学。
袁黄的先祖袁氏居净池之南。陶庄袁氏的族谱称“世居陶庄净池滩”，《袁氏家乘》称“元末家颇饶”。袁黄的高祖袁杞山（袁顺）当时拥有土地40多顷，堪称巨族大户。袁杞山是地方上著名的六经学者，致力于修身求德，“杞山先生豪侠好义，尚气节人。”他与当地的望族名人，订结礼仪之社，“皆勇于为善而奔义若赴”。
明初“靖难之变”，是袁家命运的转折点。袁杞山由于反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篡位，招来大难。袁杞山死里逃生，被迫出走，隐姓埋名，“陶庄祖房拆毁无余。”直到20多年后朝廷归还田地之令，袁杞山“始返陶庄，”虽“既归故乡，”但“原田四十余顷，所复止十分之一。”袁杞山命途多舛，在地方上却享有崇高威望，他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宣德五年（1430年）新设嘉善县治的选址定位。当时，地方“父老咸委计于杞山，”杞山则由其儿子袁颢出面代表嘉善父老，说服大理寺卿胡概，改变知府齐政原定西塘的方案。袁黄主编的明万历《嘉善县志》中以“陶庄里民袁颢，方弱冠”将此事详细记叙。
世居遗址
由《袁氏家训》可知，袁家在陶庄的住地有两处。一是《家难篇》所说的“陶庄祖房”，也是袁氏族谱所说的“世居陶庄净池滩”，即净池南的袁家汇。袁家汇背靠净池，南临河流弯道，是袁氏始迁地，至今仍是袁姓聚居地。耐人寻味的是从净池到袁家汇，必经之地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桥——“积善桥”，桥之南北两边都有劝诫人们行善的桥楹。
另是袁黄高祖袁杞山的住处，位置在陶庄的另一袁姓聚居地袁家埭，就是《袁氏家训》所说的“独镇房数十楹犹有存者”。袁家埭位于今陶庄镇东，在明朝处于镇区。陶庄古镇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遭倭寇劫掠焚毁，现在的陶庄老镇是乾隆盛世时重建的，但只是原古镇的一小部分。
陶庄袁家埭的袁姓人家，虽历经数百年，仍能与袁黄晚年的归隐地吴江市赵田村的袁姓排辈论序。笔者曾多次拜访芦墟镇上的袁黄后人袁炳坤先生，并出示民国时期陶庄人周斌所编《柳溪诗征》中收录的袁家埭人诗词。袁老先生看后告知，袁家埭的袁姓人氏，能与赵田的袁氏族谱对上号。因此，袁家埭的袁姓，就是《袁氏家训》所说的“今陶庄诸侄孙相往来者，于汝辈无五服之外亲支。”
袁家埭的袁家墙门远近闻名。瓦宇巍峨的门楼，古朴庄重的石码头，精美的木雕和石础，虽饱经沧桑，却见证了不平凡的过去。袁家埭还与赵田村在布局上有惊人的相似：村庄都临活水港，村两头都是湖泊，闹中取静，静中见活。
故里魏塘
魏塘是袁黄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是地地道道的魏塘镇人。
袁黄的青壮年时期，直至他54岁考中进士外出做官之前，大多数岁月在此度过。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师长同窗、他的主要活动，多在魏塘镇。如袁黄在《了凡四训》中提到的慈云寺、表兄沈称等。袁黄还是募刻方册《嘉兴藏》的首倡者，在他罢官回家后，又参与编修《嘉善县志》等。
生长故乡
袁黄“嘉靖十二年（1553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嘉善县魏塘镇，此时距袁黄祖父上门到魏塘镇殳家为婿，已经整整80年。袁黄是袁仁第四子，此时袁仁５５岁，老来得子，喜不自禁，以“祥瑞之征”来记述这件事。袁仁寄儿子以厚望，为袁黄取字“庆远”。袁仁的《嘉禾记》称：“时嘉靖癸巳岁也。客有朱生永和者，善望气。七月至余家谓：‘瑞气葱郁，当有善征。’及嘉禾生，朱生复至。余指谓日：‘此非所谓吉祥善事耶，尔言验矣。’朱曰：‘庆色方新，更有进于是者。’十二月十一日，生第四子。是日，朱适自云间返，笑谓予日：‘此足庆矣。’因字之曰 ‘庆远。’然嘉禾实兆之。爰追纪其颠末。他日儿子有知，当务秋实，毋务春华也。”
袁黄小时候不仅聪明，而且学习非常用功。王阳明大弟子、袁仁好友、袁黄的老师、山阴人王畿（号龙溪）说道：“参坡袁公，名仁，字良贵，浙西嘉善人氏。……武塘袁生表（袁黄）从予学习，聪明无比。”王畿赞扬袁黄是袁仁诸子中“最为颖悟”者。
袁黄的科举考试，是与嘉善老乡乘“同一条船”赴考的。《了凡四训》中记述了袁黄在39岁的“辛未”年，与丁宾等10名嘉善老乡去考进士的情景：“辛未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谦虚。……及开榜，丁果中式。”袍子在古代不仅仅代表着友谊，还被解释成内衣，“同袍”更准确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合穿一条裤衩的兄弟！”嘉善人俗称最要好的朋友为“赤膊弟兄”。因此，袁黄在《了凡四训》里用“我嘉善同袍”来形容嘉善老乡，是非常形象贴切的。
袁黄的科举考试，是以浙江省嘉善县籍应试的。明代考进士时都要填明户籍（家庭成分、出身）乡贯（籍贯）。袁黄的科举考试，首先是在浙江乡试。袁黄之弟袁衮描述道：“乙卯，四兄进浙场。”1980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书称：袁黄，浙江嘉善，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第三甲进士。
不同年份出版的《辞海》、《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以及郑克晟《袁黄与明代的宝坻水田》、《浙江人物简志》、《中国历代家训大观》等权威性的典籍，都明确说明袁黄是浙江嘉善人。
袁氏后代仍承认他们的浙江嘉善县籍，认可魏塘镇东亭桥故里。如直到袁黄去世后200多年，吴江人陈寿熊撰的《袁松巢君家传》（袁松巢是袁黄九世孙）称：“袁松巢君，……先世居嘉善，……至君凡九世，其占籍犹嘉善也。”袁松巢编修于咸丰八年（1858年）的《赵田宗祠记》则称“余家世居嘉善之东亭桥。”
故居遗址
袁黄故居在嘉善县魏塘镇东亭桥，对照《光绪嘉善县志》的县城地图以及实地考察故居遗迹，可以确认其位置在今嘉善县第一中学内，且时至今日遗迹尚存。
袁黄在魏塘镇的祖居是其祖父袁祥建造的。据《袁氏家乘》记载，袁祥“六岁鞠于殳氏”，由魏塘镇上医术世家殳氏抚养。成年后袁祥与殳氏女儿完婚，生一女。袁祥心不在医，喜好读书，袁祥之父袁颢“尽授以家传学术”。袁祥又爱好与名士交往，“户外之辄常满”。这让袁祥的岳父大为不满，在袁祥的女儿仅数岁时，招钱萼为孙女婿，后来殳氏家产全部归钱萼。钱萼学得殳氏医术，成为江南一代名医。袁祥却因妻子去世“毫无所取，茕茕一身”，于是，袁颢为他娶配平湖巨室大户朱氏的女儿，“资送甚厚”，善于料理，袁家遂大起。
袁家在魏塘镇上的庄园，袁黄之父袁仁在《家居八景赋》中有详细描绘：“吾父……自筑室于亭桥之浒。堂之东复筑一厅，植杏于庭，而以轩临之，曰‘怡杏轩’。东北有园，植药草三十余种，曰‘种药圃’。轩之东起小楼，楼前有山，曰‘云山阁’。阁后有垩室，曰‘雪月窝’。窝之北有池，植藕其中，曰‘半亩池’。上有桥，曰‘五步桥’。绕池皆植芙蓉而虚其南，曰‘芙蓉湾’。湾之南植蔷薇，而周围以木架之，曰‘蔷薇架’。”袁祥营建的庭园当时非常有名，“客至则对酒赋诗，评花咏月，陶然有忘世之趣。”袁仁在《怡杏府君行状》中则说：“卜地于东亭桥之浒，既筑正寝，庖庾馆舍靡不备矣。”袁黄的父亲袁仁及袁黄本人，都出生于东亭桥的庄园。
袁黄的出生使袁家住房显得狭窄，于是袁仁在旁新建房屋以居。袁仁在《新筑半村居记》中说：“嘉靖癸巳，四子庆远生，旧厦隘不能容，爰筑室于其南，中为堂三楹，堂之前为门，门临溪，即所谓魏塘河也。”
“东亭桥之浒”即在东亭桥的河边。东亭桥东西向横跨于菖蒲泾上，位置就在与老亭桥路交会的中山路。菖蒲泾曾是魏塘镇南北流向的河流，南与华亭塘（市河）相汇，北有魏塘河流入，后被填埋修成亭桥路，老亭桥路的走向基本与菖蒲泾相吻合。据此，可以确定袁家在魏塘镇东亭桥的庄园及故居位置，其庄园就在今魏塘镇亭桥路西嘉善县第一中学内，即今天人们常说的慈山。这一古迹后来因曹廷栋修筑慈山而出名，却遗忘了它的更久渊源、它的更深内涵。
袁家庄园在明末清初时，变成了钱士升相国（1574—1652年）晚年的息园。清乾隆年间，息园又归曹庭栋，改称东园，咸丰十年（1860年）遭兵燹而废。值得庆幸的是，袁了凡的祖父袁祥“垒石为山”之山，“种莲养鱼”之半亩池，其山其池，虽历经沧桑，却大体保存了下来。袁黄在魏塘镇上的故居，就在慈山古迹以南的位置，即今天的嘉善县第一中学大门南围墙至中山路一带。
嘉善之子
嘉善地处江南腹地，风俗淳朴，人情温厚，文人才智之士，学识渊博之辈，代有其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袁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是他父亲、浙西名儒袁仁，另是南京栖霞寺的嘉善人云谷禅师。因此，袁黄的出现，袁黄思想的形成，既是袁家几代人教育培养的结果，也是底蕴深厚的嘉善地方文化滋润的产物，是嘉善之骄子。
家族训导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中国善书の研究》中指出：“袁了凡的学问和思想，创造的原因是他的家庭传统对他的影响。”袁黄在袁氏家学传统的培养中成长，他的曾祖父袁颢在《袁氏家训》中，提倡救世助人、修身积德、积善行善、谦虚修德等规范训诫。
袁黄的父亲袁仁“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历书兵刑水利医学等，无不精通，家有藏书两万余卷，号称文献世家。袁仁对儒学具有很高的造诣，与大学者王阳明、王艮（号心斋）、王畿（号龙溪）等在学问上有交往，跟唐伯虎是知己。袁仁以贤能闻名于地方，曾被选为“耆宾”，主持地方的祭典。
袁仁博学又善于教育，对袁黄早年的影响极大。他对袁黄教导的重心在修身：“士之品有三，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袁仁临死前将藏书全部托付给了袁黄，沐浴更衣，笔录“附赘乾坤七十年，飘然今喜谢尘缘”一诗，投笔而逝，达观潇洒。袁仁夫妇信仰佛教，袁仁还把敬信三宝当作必须遵守的家法。家庭的教育为袁黄思想的形成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云谷点化
《了凡四训》是一部以袁黄个人经历作现身说法来训示儿子的家训。它着重记述了袁黄在37岁那年，在南京栖霞寺云谷禅师的指点下，彻底改变消极的人生态度，由信道术到信佛理的思想转变历程以及力行功过格的情况。
据《嘉兴藏》记载：“云谷禅师，名法会，号云谷，浙江嘉善县胥山怀氏之子。”云谷禅师是当时佛门的一位高僧大德，19岁开始参学，寻师访道。开悟之后，韬光养晦，专做苦行，帮助复兴了栖霞道场，著有《云谷和尚语录》。
袁黄聪明用功又博学，但他的科举之路却极不顺利，考了30多年，直到54岁才中进士，实属不易。《了凡四训·立命之学》记述了隆庆三年（1569年）袁黄从北京南回，在心灰意冷之中，“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凡三昼夜不瞑目。”云谷对袁黄的宿命观不以为然，用佛教善自获福、恶自受殃的因果报应思想及儒家的修善立命观念以及禅宗的善恶福报义理，开导袁黄掌握自身的命运，劝袁黄放弃传统的宿命观。云谷告诫袁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他劝告袁黄要以积极的道德行为求得立命之道，以先天的命运可由后天的修善加以改变的观念，“扩充德性，力行善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云谷出示功过格给袁黄，把功过格作为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要求袁黄把每日所做的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云谷对袁黄的“心性”修养影响最深最大，彻底改变了袁黄的宇宙观，云谷相会是袁黄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了凡出世
袁黄受教于云谷之后，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他认识到自己宿命论的错误，从追求不堕落是凡夫的理想出发，把自己原来的号“学海”改为“了凡”，在于他由此“悟立命之说”。“从此而后，终日兢兢，便觉与前不同”，“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袁黄把从云谷那里学得的功过格，作为自己积善立命，开拓命运的工具。随后，通过善书信仰和实践，袁黄得子、及第、长寿，完成了福禄寿的民间最高愿望。袁黄因此盛赞这一将佛门义理与儒家伦理于一体的“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并在《了凡四训》中提出了10个行善的纲领。
功过格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是一种道德自律的工具。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改变吉凶，这是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也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事物之一”。袁黄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在《了凡四训》中融会了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在当时的社会上流行一时。袁黄强调个人改变命运的力量，用善书来鼓动社会流动和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其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的道德思想、伦理思想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袁黄思想的形成，了凡的出现，是底蕴深厚的嘉善地方文化滋润的产物，是与人为善、戒恶扬善的嘉善人文精神涵养的结果，是对“嘉善”这一县名的最好诠释。
